老实又诚实，稳稳当当，他却偏巧喜欢这种姑娘。可能是怕在一个爽利能干的姑娘身旁会成为受气包儿。他盼望未来的生活能出现这样的画面：在炉火熔熔的小屋里，点一盏台灯，自己伏案研究一项未完成的课题；身边满是书。那姑娘带着妻子的贤淑的微笑，把一杯刚沏好的热茶放在他的面前--他想得就是这样简单。他希望有一个理解他的人，心甘情愿地挑起生活的担子，使他能把全部精力倾注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他也盼望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夫妻的恩爱，盼望有个运人的孩子，使他这过于清静和寂寞的房间生气盎然起来。这样，远在天边的兑嫂也会放心和高兴。但是如果那封信找不到，这一切便要搁浅在幻想中，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这姑娘名叫李玉敏。现在站到了他的面前，拾起一双大而长、并不年轻的眼睛，却闪着年轻人初恋时那种颤动的目光。这种目光在任何一双眼睛里也会相当动人。跟着李玉敏垂下眼皮。她的心“怦怦”地跳。另一颗心却是麻木的。
两人都在沉默，但不是一种沉默。
李玉敏不敢再抬起眼看他。幸亏没有看他，否则吴仲义脸上痴呆呆、毫无感触的表情，准会使姑娘生疑。
他俩走了几步，靠在栏杆上。两人心中是两种全然不同的境界。
李玉敏从口袋掏出一件东西悄悄给他，没说话。
“什么？”吴仲义问。
“信。”李玉敏轻声说。
“信？”他给“信”这个字搞得一惊。一瞬间，他脑袋里非常混乱，竟然想自己丢掉的那封信怎么到了她这里。“谁的？我的吗？快给我！”
上次他们见面，吴仲义提出要同她做正式朋友，她答应回去考虑。这封信正是要告诉吴仲义--她接受了他的要求。而且这也是老姑娘第一次向一个男人表露真情。此刻见吴仲义向她要信的神气如此冲动，误以为是对方进发出来的热烈的激情。她又欢喜又羞涩。羞答答把信塞在他的手中，扭过头眼望着河面上眩目的月光。悄言道。
“你要我回答的话，都写在这里边。”
“什么？不是，不是……噢，是你的信：”
吴仲义好象从梦中清醒过来。原来不是他迫切要找到的那封信！小小的一阵空喜欢，连声音都透出失望。
“怎么？”
“噢，没什么，没什么，那好，那好。”他说。把这信揣进口袋，好象揣一条手绢。
李玉敏给他的表现弄得又诧异又气忿。恋爱时的姑娘是敏感的。自尊心象玻璃器皿那样碰不得。此时受了莫名其妙的挫伤，脸上幸福的光彩顿时消失，松弛的皮肤垂下来，在夜的暗影里显出老姑娘本来的容貌。
李玉敏离开栏杆向前走。吴仲义也离开栏杆，下意识地跟着她。
吴仲义一点也没感觉到对方的变化。他的心情坏得很，脑袋里充满了那件惴惴不安的事，一句话没有，走在身边的李玉敏好似一个陌生的路人。他伴随她不知不觉走到一个路口，忽听李玉敏说：
“你把那东西给我！”
“什么？”
“信！刚刚给你的那封信！”
吴仲义从口袋里掏出信来。未等明白李玉敏的意图，就被对方一把拿过去。“我回去了：”李玉敏说。
“我送你。”
“不用！”她的口气坚决，又非常冷淡，并意味着对方再来要求也会遭到拒绝。
这时，吴仲义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举动使李玉敏发生了误解。他见李玉敏气哼哼的，担心把李玉敏惹翻。忙说：
“我，我今儿不大舒服，你千万别介意。这信留给我行吗？”
站在路灯下的李玉敏，脸上现出一丝很难看的冷笑，她冷冰冰地说：“不用了，我看得出你改变了想法，并不真想看这封信！”说完，把那信往兜里一揣，转身就走了。
他呆立着，眼瞅着她走出十多步而不知所措，最后才勉强地叫道：
“我明后天去看你！”
她没理他。走去的步子很急，很快地消失了。
吴仲义往回走，心情烦乱而沮丧。他想：信、信、信！介绍信，情书，都是信。世界上每天来来往往有成千上万封信，无穷无尽的信，就是没有他要的那封信：他恍惚觉得那封丢失的信将带来的祸事已经露出头儿来，只有乖乖地等候它到来。
运动开展的头一天里，全所只收上来十多份检举信。其中一份材料，揭发了办公室的一个姓陈的老办事员在早晨上班前“请示”的仪式中，两次拿倒了语录本--只有这份材料还有些文章可做。其余大多是毛蒜皮。于是工作组下一道命令，自今日每人每天必须交一份以上的检举揭发信，否则下班不准走。
今天屋里显得松开一些。近代史组一个叫朱兰的女同志又被调到工作组去搞外调。秦泉不见了。据说所里成立一个监改组，已经把秦泉这样几个老牌的有问题的人收进去，做检查交待，晚上不准回家。秦泉那张叠成三折的《欢迎对我狠揭狠批》的大字报还在桌上，压着墨盒，好象遗物。
吴仲义坐在那里，仿佛在等候工作组派人来召唤他，告诉他那封信已被拾到的人送来。于是他就乖乖地全盘承认，挨一顿狠斗，被掀到监改组去和秦泉做伴。
他瞧着摆在面前的检举揭发信，不好不写，又没什么可写，真正会到“如坐针毡”是什么滋味。尖尖的屁坐累了，在椅面上挪来挪去。不单是他，别人也是这样。
时间，就这样从每个人身上匆匆又空空地艰难地虚度过去。
崔景春走进来。屋里的人都眼盯着自己手里的揭发信，装做思考的样子。这时张鼎臣站起来，手拿着两张纸凑上前，交给了崔景春。样子卑恭，并小声嗫嚅着说：
“这是我一份申请材料。要求领导每月在我的工资里扣去十块钱，补还我十年中所支取的定息。这是剥削的钱，不该拿，我主动交回……还有这份，揭发我叔叔。解放前我叔叔开米铺时，曾往米里边掺过不少白砂子，欺骗劳动人民。详细情况都写在这上边了。”
崔景春听了，脸上毫无表情。问道：
“你叔叔现在哪儿？”
“死了。五九年死的。”
“……
[续啊！上一小节]死了你也要揭发？”崔景春说着，严肃而平板板的脸上露出一点鄙夷的神气，随后拿着这两张纸走了。
张鼎臣回到座位上，两眼直怔怔，嚼味着崔景春这两句话的意思。
吴仲义想在自己手中的检举信上写点什么好交差，但他脑袋里依然没有一块可以用来回忆和思考的地方了。混混沌沌地盈满了有关那封丢失了的信的种种想法。笔下无意识地在检举信上写了一个“信”字，跟着他心一惊，觉得这个不祥的字会泄露他全部秘密似的。他赶忙在“信”字上涂了一个严严实实的大黑疙瘩。这当儿，赵昌走进来。
他赶紧把这张检举信折起来，用一只手紧紧按着，好似按着一个活蚂蚱。赵昌一屁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笑呵呵地问：
“写的什么，能给我看看吗？”
吴仲义连忙说没写什么，攥在手里，不肯给赵昌看。他神有点紧张和慌乱，使于戒备状态的赵昌误以为吴仲义所写的什么与自己有关，由于险些被自己闯见而发慌。但赵昌表面上装得很自然，拍了拍吴仲义的肩膀，脸上还带着笑说：“你可得实事求是，瞎写会给自己找麻烦。你写吧，我走了！”说完一抬屁就走出去。
赵昌走出门，在走廊上站了一忽儿。掏一支烟点上，连吸了几口。嘴里吐出的烟团，如同他此时脑袋里旋转着的疑团，绕来绕去。他把刚刚吴仲义反常的神态猜了又猜，各种可能一个个排除，最后仍做不出确切的判断。他非常疑心吴仲义在打自己的算盘--多半就是自己所担心的，即揭发自己那次酒后之言，以此来把自己从“组长”的职位上推下去……想到这儿，他将一团烟留在走廊中间慢慢消散，急忙返回自己的房间去思谋对策。
两天里，吴仲义和赵昌在互相猜测、疑心和害怕。
赵昌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碰到吴仲义就故意板着面孔，冷谈对方；眼睛也不瞧着对方，只微微一点头就走过去。他想以此给吴仲义造成心理压力，使吴仲义清楚地感到自己已然察觉到他的动机。同时，赵昌每天下班前的一个小时，都坐在工作组的房间里不动，等候崔景春交上来近代史组的检举信，察看一下有无吴仲义揭发他的材料。
赵昌的态度使吴仲义忧虑不安。他误以为拾到信的人已经把信交到工作组，赵昌也已经获知自己的问题。因为他俩平日接近，赵昌怕牵连自己才故意冷淡和疏远他。正象运动初期赵昌给他贴大字报时的动机和想法一样。
他把赵昌对他的态度，当做自己的事是否败露的晴雨表。这就糟了！因为赵昌也正把他的态度当成某种反应器。
他很紧张。遇见赵昌就更不自然。一双惊慌和不安的灰的小眼珠在眼镜片后边滴溜乱转，如同一对滚动着的小玻璃球儿，躲躲闪闪，竟没有勇气正视赵昌。更使赵昌认为：“好小子，你怕我，看来你已经朝我赵昌下手了！”
赵昌还想到，之所以没见到吴仲义揭发自己的材料，多半由于崔景春见那材料关系到自己，收在一旁，没给自己看。或许背着他悄悄交给工作组组长贾大真了。于是他开始对贾大真和崔景春察言观，留神有什么异样而微妙的变化。虽然他比吴仲义老练，沉得住气，掩饰内心情绪的本领略胜一筹。但心中也非常苦恼，烦乱，担惊受怕；此刻的心理活动与吴仲义无甚两样。因而他把吴仲义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吴仲义得急病，在上下班路上遇到车祸，或突然出现什么问题叫自己抓住，将他狠狠置于死地，好回不过嘴来咬自己。
贾大真是所里一位铁腕人物。虽然仅仅是一名政工组长，二十一级的人事千部，天天骑一辆锈得发红的杂牌自行车上班，每顿饭只能买一碟中下等的小菜，得了病也不例外地东跑西跑求人买好葯。但在那个人事驾驭一切事情之上的非常时期，却拥有极大权力。许多人在命运的十字道口上，全听从他的信号灯。可是别人在他手中，有如钱在高布赛克的手中，一个也不轻易放过。
一连串整垮、整倒、整眼别人，构成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工作的主要成绩。他是那个时期生活的主角和强者--当然是另一种主角和强者。把握着人与人关系绝对的主动权。同他打交道，便意味着自己招灾惹祸，沾上了不好的兆头；他带着一种威胁，没有人愿意同他接近。他却自鸣得意。说自己是“浓缩的杀虫剂”。由于到喷洒，连益虫也怕它。
他敏感、锐利、精明、机警。能从别人的眼神、脸、口气以及某一个微小的动作，隔着皮内窥见人心。还能想方设法迫使人把藏在心里的东西掏出来。每逢此时，他就显得老练而自信。好象一个提蟋蟀的能手，能将躲在砖缝里的蟋蟀逗弄出来那样心灵手巧，手段多得出奇。非正常的生活造就了这样一批人，这批人又反转过来把生活搞得更加反常。在那个不尚实干的年月里，干这种行当的人渐渐多了，几乎形成一种职业。人家天天用卡尺去挑检残品，他们却拿着一把苛刻得近似于荒谬的绳尺去检查人们的言行；人家用知识、经验、感情、血汗，以及心中的金银啡紫写成文章，他们却在写文章的人身上做文章。把活泼快乐的生活气氛，搞得窒息、僵滞和可怕。这些人还有共同的职业病：在平静的生活中就显得分外寂寞，闲散无聊，无所作为；当生活翻起头，他们立刻象抽一口大烟那样振作起来，兴致勃勃，聪明十足。又好似夜幕一降，夜虫在鸟就都欢动起来。此时此刻的贾大真正是这样，如同一个刚上场的运动员那样神采奕奕，浑身都憋足了劲儿。
特殊职业还给了他一副颇有特的容貌：四十多岁，用脑过度，过早秃了顶。在瘦高的身子上头，这脑袋显得小了些。他也象一般脑力劳动者那样，长期辛苦，耗尽身上的血肉，各骨胳的形状都凸现在外；面皮褪尽血，黄黄的，象旧报纸的颜。只留下一双精气外露、四打量的眼睛，镶在干瘪瘪的眼眶里。目光挑剔、冷冰冰、不祥、咄咄逼人。而且总是不客气地盯着别人的脸；连心地最坦白的人，也不愿意碰到这种目光。
早上，张鼎臣写了一份矛头针对自己的大字报，名日《狠批我的剥削罪行之一》。吴仲义主动帮他到院子里去张贴。
吴仲义这样做，一来由于在屋里心惊肉跳坐不住，二来他想到院中看看有什么关于自己的迹象。他还有种天真的想法--幻想到院子里，可以碰到拾信的人把信送来，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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