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藏着什么令人担心的东西。我从来不认为笑就是快乐和幸福。人生中的笑，大部分只是一种表示。如果说敷衍的、假装的、勉强的笑是树上无数的叶子，那么真正舒心的笑不过是这树上有限的几个花朵。在我和她接触的十多年中，她一次比一次难以理解，这一次简直叫我摸不清头脑了。此刻，不知由于心里的莫名的担忧心情，还是一种捉摸不定的异样感触，促使我把深埋在记忆里的一本有声有的旧相册打开--
记忆是个筛子。该留下的都留下，该漏去的都漏去。
我自然忘不了，最初认识她时，她只有十四岁；我二十四岁，刚刚从中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不久，做为《光明日报》的记者去访问她。那时我挺神气，总爱穿一件风，没有风也立起领，见了人就掏出记者证。虚荣心谁没有？现在想起来真好笑。
她是这一年（1964年）全青少年钢琴比赛的一等奖的获得者。她爸爸是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是这个学院的钢琴教’师和有名的演奏家。简梅是个幸运儿，少有的天赋得到了最恰当和最充足的滋养。
那次见面，真是一闭眼，就能出现的一个光洁透亮、彩鲜丽的画面。东交民巷。大树冠盖的宁静小路。一扇墨绿的小铁门，洁净的铺石板的小院，一幢两层小楼，走廊，楼梯……然后是一大间向阳的屋子。屋里，细白的纱帘，窗外的绿枝，桌上的瓶花；阳光把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投在一架斜放着的、漆得锃亮的黑大三角钢琴上。简梅坐在琴前。这个身材修长的姑娘穿一条淡蓝的连裙，长长而黑亮的头发梳成凤昆式，上边是鲜蓝的丝带扎一个蝴蝶结，下边的裙带也在后腰上扎成一个蝴蝶结。她最动人的还是那张雪白而漂亮的小脸儿。
她为我演奏《热情奏鸣曲》。爸爸站在琴旁，一会儿看看简梅，一会儿看看我，表情是欢喜和紧张的，好象他们自己在应考一样。简梅的手很大，不费力就够上八度，可是琴音一响，我就不再为她的天赋条件和娴熟的技巧而惊叹，我感到有一感情的激流倾注琴上，她的演奏便开始了。我不是音乐行家，却是一个入迷的爱好者。我几乎想不到着意去欣赏，就。给卷进音响的旋涡中去了。还觉得这旋涡中有内在的、充沛的、难以摆的带动力。感动都是没准备的，而任何天赋首先都是感人的。我正在激动不已的当儿，曲子已经结束，她没站起身，腰儿一转，面对着我。表情有种大人样的严肃，与她的年龄极不相合，这是由于紧张吗？
“你想成为一名钢琴家吗？”
“是的。不然我弹琴做什么？”她说。小嘴很利索。
她的回答使我一怔。看来她毫不紧张，也决不是一个腼腆羞怯的姑娘。
“你弹得很好吗？”
“很好。我要很快超过她。”
“胡说。”爸爸在一旁说，“骄傲会成为障碍。”训斥的口气中透露出明显的宽许和爱。
“不是骄傲，是自信。”简梅的小嘴一努说。她又似乎比她的年龄小得多。
这是那次谈话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几句。她说话随便，表明她在家中的地位--父母的掌上明珠．而一个人的格，首先表现在他的说话上。当然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的话里，又很难看到他的将来。她对世界和生活知道得太少了。钢琴、、爸爸、贝多芬、学……
[续雾中人上一小节]校、音乐会和裙子……大概只有这些。而这些只不过是世界的几个微不足道的细胞而已。世界还有一双摆布人命运的巨手，一张吞食人的嘴！一个呼唤人早起的太阳和催人休憩的星夜，还有千千万万个机遇、机缘、机会，许多转折和十字路口，许多险滩和暗礁，许多陡坡和高……。
我把这次采访写成一篇报道，叫做《键盘上的希望》，刊在《光明日报》上。为此，只要她去参加演出，她爸爸准寄票给我。我很忙，采访工作迫使我全各地奔跑，她的大部分演出我都给错过了。但我只要再沾上有关音乐的事，准要想起她来。她是属于音乐的？她的确是音乐的一个希望。
但是，希望仅仅是一种可能。千万种可能中的一种。不能依赖于它。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在别人眼里，我象一只丧家犬。由于父的历史问题，我的家被捣得粉碎。全家人给轰到一间窄小的屋子里，等待父问题结案而发落。人为什么会感到命运的存在？因为你有时必需听候它来安排。这期间我的记者证被报社收回。在收发组管理每天来来往往的大宗邮件的收发。记者的视线应当四面八方，我的目光却只能停在各种邮件的封皮上。当外界的压力不断朝帝迢来，使我只能考虑个人的出路，心情低落得很。虽然年纪不算小，却无伴侣。役人愿意跳进我所陷入的灾难的坑底，我更不想拉着别人一头栽进来，陪我受难。幸亏我爱读书，家中受劫之后残留的书便成了我最密的伙伴，它填满我打发不掉、无所事事的空虚时光，给我知识、经验和同情，宽解和抚慰我的痛苦，却不向我讨取半点代价和报酬。因此我想，我将来是否也写书，帮助那些我从未见过的人们，化苦楚为甜蜜，变颓丧为力量？当然这想法在当时只是一种空妄。
那天，我沙沙踩着满地干卷、焦黄、又脆又薄的槐树叶子，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一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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