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私下跟康、梁来往的，也大有人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皇党人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新政的设计和实施。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最后的考察报告据说就是梁启超做的。对于这些事，西太后虽然不可能都知道，但多少是知道一些的，只是新政的改革，本来在历史上就欠着账，已经行将就木的她，实在是没有精力也没有可能全然肃清康、梁的影响，所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一个角度说，西太后与光绪皇帝是政敌，虽然光绪眼下有病在身，但西太后也没有把握让这个三十多岁的人死在自己这个七十多岁的人前面，别人的预期是什么，不问可知。所以，人们为了“后那拉氏时代”的前程着想，跟保皇党或者说跟光绪套套关系，也在情理之中。
恰是由于有这种“情理”在，西太后看到岑春煊与梁启超、麦梦华的“合影”之后，不由得不相信，不由得不发怒。西太后也许可以不认真追究别的人与康、梁不清不白，但决不允许自己信任的人与政敌有牵连。于是，岑春煊被一纸上谕开缺晋京。
后来，虽然岑春煊最终还是洗清了自己，但在多疑的老佛爷眼里，毕竟有了一点疑虑的阴影。隆隆的“圣眷”风光不再，岑春煊的反贪风暴就此风止云散，巨贪奕和袁世凯一直得势到了西太后归西。毕竟在西太后眼里，政治立场上的问题，要比贪点钱财严重得多，贪财的人，忠诚必然是可靠的。
“官屠”的刀钝了，最欢喜的当然是两广的地方官。大家又欢天喜地，付了一百万港币，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全国的官员也都松了一口气，安定团结的局面继续维持。可是，不知不觉地，新政，靠着腐败官员操作的新政，却越来越不成样子，到处民怨沸腾。改革的失利，使得清朝最后一点统治的合法性依据也丢掉了，没有几年，大龙旗就变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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