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能够起补偿作用。但瓦廷顿尤其指出了在胚胎发育过程中以环境为一方。遗传综合体为另一方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型的形成），并且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表现型就这样成了基因团对于环境刺激的反应，选择就在这些“反应”上进行，而不是在遗传型本身上面进行：由于进行了这样的选择，才有“遗传同化作用”即把获得的性质固定下来的可能性。总的说来，瓦廷顿在环境和有机体的关系上看到了一种控制论的回路，使得环境在制约有机体的同时，有机体也在选择他的环境。这里自身调节结构的概念超越了个体和种群本身，包括整个由环境x表现型x种群遗传库所组成的复合体。总之，从演化的意义上来看，这种解释是带基本性的。但是，正象还有作者仍然认为胚胎发育完全是先天形成，从而否定了后生成（epigenese）概念的价值（相反，瓦廷顿却恢复了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近几年来有时有人主张整个演化作用是由建立在脱氧核糖核酸（dna）构成成份基础上的组合系统所预先确定的。要是这样，那就是某种预成论的结构主义对于演化论本身的胜利了。如着重新确立环境的地位，那环境所提出的问题就要由内源变异来提供答案了；人们一定会把辩证的意义归于演化，而不是在演化里只看到有一种永恒的先天命定作用的。先天命定说的缺陷和缺点现在已成为无法解释的了。
现代生物学的这些成就，对一般结构主义来说是很珍贵的，尤其是因为这些成就，跟行为的比较理论即“动物行为学”（ethologie）合并一起，为心理发生学的结构主义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基础。事实上，一方面，动物行为学已经阐明了存在着一个各种本能的复杂结构，以致今天我们可以说有一种本能的逻辑，并能分析本能逻辑的各种不同的等级水平；这样，本能在成为从遗传上说未编码的动作和人为制造的工具的逻辑之前，它先就是一种器官或有机工具的逻辑了。另一方面，这同样是重要的，现代动物行为学趋向于证明，任何学习和任何记忆必须以某些先存在的结构为基础而形成（而且甚至要以核糖核酸[rna]的结构为基础；核糖核酸是受生殖物质的脱氧核糖核酸即dna的变异影响的复制品）。以前，经验主义到因环境不同而获得的最偶然的变化里去寻找知识构成的模式；可是，同经验的接触和因环境不同而获得的最偶然的改变，都只能通过与某些结构发生同化作用才能固定下来；并不是所有的结构都是天赋的和不能改变的，但是要比经验知识开头时的那些摸索更稳固更加一贯。
综上所述，生物学的“整体”和“自身调节作用”，虽则是物质性的，并且具有物理化学的内容，它们却使我们懂得了在“结构”和主体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有机体就是这个主体的根源：如果按照富科（michelfoucault）所说，人只是“[历史发展上的]各种事物的次序中的某个裂口”，相当于“我们知识里的一个简单的褶皱”（不过还不到两个世纪）；那就仍然值得记住：这个裂口和这个褶皱是从一个非常大的、但组织得很好的爆裂声中产生的，这个爆裂声就是整个生命界所构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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