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一经被构成，人们就对结构中能表现本质的或至少是必要的性质之一给予否定。例如，作为有交换律的古典代数学，从汉密尔顿（hamilton）开始人们就创造了一种无交换律的代数学；欧氏几何学又被非欧几何学配成了对；以排中律为基础的二值逻辑，则有布劳威尔（brouwer）否认这个原则在无穷集合情况下的价值而用多值逻辑来补充，如此等等。在数理逻辑结构的领域里，这就几乎成了一种方法：有了一个已知的结构，人们就企图用一个否定的体系来建造出各种互补的体系或不同的体系，然后人们把它们汇集成一个复杂的整体结构。在格里斯（griss）的“没有否定的逻辑”里，一直到否定本身也这样地被加以否定。另一方面，当问题是要决定，象在有限的基数和序数之间、在概念和判断之间等等的关系之中那样，究竟是系统a导致系统b，或者是相反系统b导致系统a时，人们可以肯定，最后总是要由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辩证圈来取代线性的先后关系或前后联系的。
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的范围里，情况是类似的，虽则这种类似的情况是从康德称之为“现实的矛盾”或事实上的矛盾中衍生出来的：是否还需要请大家回忆光学理论的微粒观点和波动观点之间的摇摆，回忆由马克斯韦尔在电与磁过程之间所引进的互反性关系等等呢？在这些领域里，如同在抽象结构的领域里一样，看来的确是，辩证态度构成了建立结构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个方面既是对分析的补充，又是和分析不可分开的，甚至也是为了形式化所不可分开的：列维-特劳斯小心翼翼地同意要给分析性理性“加点儿东西”，这些东西要比“建造便桥”多出很多，而且无疑就是要用著名的“螺旋形”或不是循环论证的圆圈来代替线状模式或树形模式，这种螺旋形或不是循环论证的圆圈非常近闲于发展程序上所特有的发生圈或相互作用。
ii．这样，关于辩证思维的讨论就把我们引导到了关于历史的问题上以及先是阿尔杜塞接着是戈德利埃（m.godelier）对马克思著作进行结构主义分析的方式上来了，虽则马克思赋予历史发展以主要地位是在他的社会学解释里才涉及的。从另一方面看，马克思有一个结构主义方面，至少已经到了介于我们在第18节里所说的“总体结构”和在现代人类学含义上的结构这两者之间的半路上了，这是很明显的。因为，马克思把属于现实的“基础”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而且他用虽则还停留在质的分析上可是相当精确的术语来描写这些现实基础，使我们远远离开了简单地可以观察到的关系。阿尔杜塞的著作的意义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除了其他目的之外，他还有两个非常合理的目的，一个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里阐发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来，另一个是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个现代结构主义的形式。
关于这第一点，阿尔杜塞做了两点重要的说明（从中他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对于这个结论我们不发表意见——这就是关于青年马克思具有黑格尔主义的论点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因为他认为马克思多半是从康德甚至还有费希特所提的问题出发的）。第一点，它和第二点是有紧密联系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与唯心主义相反，思维就是一种“生产”，是一种“理论实践”，它主要不是个别主体的产物，而是一个有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参予的紧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产生了对马克思这段著名文章的解释，其中把“具体的整体性”作为“精神上的具体”（gedankenkoncretum）看作“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和概念作用的产物”。
我们从阿尔杜塞那儿要汲取的第二点说明，就是马克思学说的辩证矛盾与黑格尔的辩证矛盾没有关系。黑格尔的辩证矛盾最后归结为对立面的同一性（identite）；而对于马克思说来，它是一种“超决定作用”的产物，如果我们确实理解的话，那就又是不可分的的相互作用造成的产物。同样，阿尔杜塞还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整体性”概念也是不同的。
于是，就是这种社会方面的超决定作用（相当干物理中因果关系的某些形式），引导阿尔杜塞把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或者说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及广义他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个机器，都纳入一个转换结构的系统里，他并且努力地为这个转换结构系统提供连结的关节和形式他的原理。有人指责他搞形式主义；但是，人们的这种指责不过是平常对于任何严肃的结构主义发出的没有根据的责难而已。有人反对阿尔杜塞，主要是在某些人看来，他好象没有给人的地位以足够的重视；可是，如果说重视“个人”的价值（可叹的是个人的价值太经常地被同个人自己的价值混淆了！)不如重视动作的构造活动即认识主体的构造活动，那未把知识的特点看作是一种生产这个事实，是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最牢固的传统之一相符合的。
至于谈到历史的结构与历史的转换之间的关系时，戈德利埃在一个非常清楚的注解里指出，仍然还有工作需要完成：如果我们把社会结构比作数学范畴（事物的种种集合以及它们的可能的“应用”：见第6节的最后部分），那末人们就能够确定哪些功能是与结构相符合或不相符的了；可是，还要知道，在形成一个系统的全部结构中，各结构之间互相结合的方式怎样会“在被连接起来的诸结构中的一个结构内部引起一个主导的功能”，在这一点上，目前的结构分析还有待完善，但是，这要与历史的转换和发生过程的转换密切结合来进行。从这种观点出发，戈德利埃（以非常卓越的方式补充了阿尔杜塞对马克思的矛盾论所进行的分析）的确强调指出了，“对于结构的研究要优先于对结构的发生过程和结构演化的研究”，他并且注意到：马克思自己把价值理论放在《资本论》的开头部分，就是使用的这种方法。况且，我们也看到（第12和13节），即使在心理发生学的领域里，发生也从来只是从一个结构向另一个结构的过渡，这个过渡解释了第二个结构，而同时，对所有这两个结构的认识又是为理解这个作为转换的过渡所必要的。但是，他得出的下面这样一个结论，值得一提，因为这个结论也概括了我们反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意见，以及整个这本书的总观点：“要使人类学向历史学挑战或历史学向人类学挑战，毫无成果地把心理学和社会学对立起来，把社会学和历史学对立起来，也许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归根结底，人的‘科学’的可能性将要建立在发现社会结构的功能作用的规律、演变的规律、和内部对应关系的规律的可能性上面……因而也就是建立在推广结构分析方法的上面，结构分析方法已经成了能够解释种种结构变化和演变的条件和解释结构的功能的条件了”（见前引《现代》杂志同书第864页）。结构和功能，发生和历史，个别主体和社会，在这样理解的结构主义里，在这种结构主义使它的分析工具越来越精致的情况下，就都变得不可分割了。
21．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
富科先生在其《词与物》（lesmotsetleschoses）这本书里，从相反的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相当令人吃惊的例证，这本著作的文笔多姿多采，充满了叫人预想不到的光辉思想，渊博的学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关于生物学的历史，但是就心理学的历史而言，就不能等量齐观了），但是，这部著作从通常的结构主义里只保留了些消极方面。在他的这本“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该书的副标题）里，除了主要与言语有联系的概念原型的探究之外，我们竟找不出别的东西来。富科主要抱怨的是人；他把人文科学看作只是一些“突变”——即“先验性历史性的”或“认识阶”（“episteme”，［译者按：富科所起的名词]）的暂时性产物，这些“突变”或“认识阶”是在时间的历程中毫无秩序地相继而来的。实际上，这种对人的科学研究产生于十九世纪，到它寿终正寝的时候将要消亡，而没有人能够预见将要由那一类新的“认识阶”来代替它。
富科是好奇地到结构主义本身里去寻找这种行将消亡的理由之一的。结构主义给了“可能性，也提出了任务，用构成形式化的言语来使古老的经验主义理性纯化，并从先验数学的种种新形式出发来进行第二次纯粹理性批判“（第394页）。其实，在这样推广言语本身的能力时，“当把言语的各种可能性推向极端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人‘完了’。人在到达任何可能有的话语的顶峯时，所到达的并不是人自己的中心，而是到了人的极限的边缘：这就到了死神在徘徊、思想在熄灭、起源时的许诺被无限地推迟的这个区域”（第394-395页）。可是，“结构主义并不是一种新的方法；它是现代知识令人不安的觉醒了的意识”（第221页）。
各种怀疑主义认识论的真正作用，是要在动摇原先的舒舒服服的立场的同时，提出新的问题来。当然，我们是希望富科能够促使出现一位未来的康德，能够把我们从教条的沉睡之中拉到第二次觉醒之中的。我们特别要期待的是，这位作者的具有革命意图的著述能给我们提出对人文科学的有益的批判，对于“认识阶”这个新概念给出足够清楚的阐述，并对他自己的结构主义的限制性概念有一个论证。可是，这三点我们都没有得到满足，因为在他巧妙的陈述之下，我们只找到不可胜数的断言或省略，作者有意要让读者尽可能地来进行类比，以求找到示范的例证。
例如他说，人文科学不仅都是些“伪科学；它们根本就不是科学；确定人文科学的实证性并使它们扎根在现代‘认识阶’里去的那个外形，同时也就使它们无法成其为科学；而如果有人又要问为什么人文科学还是得到了科学的称号，那么只要请大家回忆一下，人文科学之需要并且接受从一些科学借来的某些模式的转让，其原因就在于对人文科学的根源所下的考古学定义”（第378页）。如果有人现在就向这些出乎意料的断言要求证据，那未只能找到以下这几点证据：1）“确定人文科学的实证性的外形”是由富科所发明的一个“三面体”（第355-359页），三个面是a)数学和物理科学，b)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它们都不是人文科学（第364页），c)哲学的思考。2）因为人文科学既不是a，也不是b，不是c，所以人文科学就不是科学：c.q.f.d。（证明完毕）。3）至于人文科学为什么相信自己是科学，“对它们的根源所下的考古学定义”很容易就能说明这点，因为富科的“考古学定义”，就等于事后讲述发生过的事情，就好象这一切早就能从它们的“认识阶”的知识里先验地推论出来似的（因为“历史证明，凡是被人思考过的东西，还将被现在还没有出现的另一种思想再来思考的”，第383页）。
事实上，富科的人文科学批判，通过给人文科学下一个任何人文科学的代表学者都不会接受的限制性定义的方法，有点把任务减轻了。例如说：语言学不是人文科学，属于人文科学的仅仅只是“各个个人或社群理解词等等的方式”（第364页）。科学的心理学是从十九世纪“工业社会强加于个人的新规范中”诞生的（第356页；我们倒真想要知道是哪些新规范！），于是，科学的心理学的生物学基础就被干脆砍掉了。从这种心理学中只留下了对个人表象的分析，任何一位心理学家都不会以此满足的；当然还留下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富科所以欣赏它的价值，尤其因为它宣告了人的终结，意思是指人的意识作为享有不应得特权地位的研究对象的解体。不过，富科在这里忘记了整个认知生活是与同样也是无意识的结构联系着的，而结构的功能作用重又把知识与整个生命联系在一起。
但是，如果这个片面的批判是为了一项发现而付出的代价的话，那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算不得怎么太重要的。初看起来，“认识阶”的概念似乎是新颖的，并且包含着一种也许会受欢迎的认识论结构主义。他的那些“认识阶”并不形成一个康德学说意义上的先验范畴的体系，因为他的“认识阶”与康德的先验范畴相反，而且与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的精神”也相反，这两者都既是必然的而又是永久存在的；他的“认识阶”却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互相接着产生的，并且还是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来到的。它们不是从简单的心智活动习惯所产生的可观察到的关系的体系，它们也不是在科学史上某个时刻能够推广的带有限制性的思想方式的体系。它们是些“历史上的先验性”，象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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