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篆文，则知巿为古文也。”是郑、干之“芾”即“韍”字，故释曰“祭祀之蔽膝”，其解《丰》九三“丰其芾”之“芾”，乃蔽而使暗之义。王弼注即取郑义：“沛，幡幔，所以御盛光也。”这与子夏释“芾”为“小”义不同。考《象传》释九三爻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象传》显然是以“沛”为“小”。《子夏易传》与《象传》一致，又与战国竹书《周易》相同，说明《子夏易传》确有《易》之古义，而郑、王、干之《易注》则与古《易》远矣。
（五）《周易正义》在《乾》卦辞“元亨利贞”下引《子夏易传》：“《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周易集解》也引《子夏易传》这段话，与此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子夏易传》以“始”释“元”，与《春秋公羊传》完全相同。《春秋》隐元年《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显然以“始”释“元”。案《公羊传》传自子夏，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传《春秋》者非一”，唐人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可见《公羊传》以“始”释“元”正是承自子夏。而《子夏易传》也以“始”释“元”，与子夏《公羊传》相同，这正是《子夏易传》的作者为子夏的一条力证。
考今本和帛本《易传》，可知子夏“元，始也”的讲法承自于孔子。《彖传》释《乾》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文言》释《乾》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帛书《易传》的《二三子》曰：“[卦曰：黄裳元吉。孔子曰：此言]□□□□□者也。元，善之始也。”将今本和帛本《易传》相印证，可知孔子已经以“始”释“元”，子夏的讲法正是秉承孔子。
再者，《彖传》和《文言》都有对《乾》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我们将《子夏易传》的解释和二者相对照，会发现子夏和《彖传》相一致，而与《文言》不同，这表现出子夏易学的思想特点。我们看：《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正是《子夏易传》“元，始也”；《彖传》“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正是《子夏易传》“亨，通也”；《彖传》“保合大和”，正是《子夏易传》“利，和也”；《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正是《子夏易传》“贞，正也”，二者在内在精神上完全一致。《彖传》释“元亨利贞”，是“性与天道”的讲法：天道为万物之始源，万物的性命得之于天道并上通天道，在天道的流行变化中，万物各得正定其性命，呈现一个和谐的宇宙。这一种形上的讲法，正是孔子本于古《易》象数而发乎义理，将卜筮之《易》提升为哲学典籍的典型体现，也是孔子本于《易》之“古义”而开创出《易》之“新义”，开创出易学研究新理境的体现。
再看《文言》对“元亨利贞”解释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我们知道，《文言》的这种说法完全承之于孔子之前的《易》之古论，《左传》襄公九年载穆姜筮卦，她就引用了这段古语说：“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文言》所袭用的古语以“体仁”“长人”释“元”，以“嘉会”“合礼”释“亨”，以“利物和义”释“利”，以“事干”“固”释“贞”，这是一种伦理的、道德的讲法，与《彖传》哲学的讲法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理论层次和思想境界。子夏承于孔子而不取古语的讲法，说明他对孔子所开创的新易学，对新易学所蕴涵的精微大义，已有深入契会。
（六）《周易集解》释《乾》初九“潜龙勿用”，引《子夏传》曰：“龙所以象阳也。”子夏是以“阳气”释“龙”，这与《象传》《文言》一致，《象传》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文言》曰：“潜龙勿用，阳气潜藏。”子夏和《象传》《文言》以“气”，具体而言以阳气和阴气言《易》，这正是古代“《易》以道阴阳”的特色，也与孔子以龙之德言阴阳二气变化之《易》义同。帛易《二三子》记载了孔子向弟子论述此义的情形：“二三子问曰：《易》屡称于龙，龙之德何如？孔子曰：龙大矣……高尚行乎星辰日月而不晀，能阳也；下纶穷深渊之渊而不沫，能阴也。上则风雨奉之，下纶则有天□□□。穷乎深渊则鱼蛟先后之，水流之物莫不隋从；陵处则雷神养之，风雨辟乡，鸟守弗干。曰：龙大矣。龙既能云变，有能蛇变，有能鱼变……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刑，神能之至也……知者不能察亓变，辩者不能察亓义。”孔子的论述强调“变”，他以龙的变化来讲阴阳二气的变化，所彰显的正是《系辞》所言变易的道理：“《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孔子讲龙之德既能阳，也能阴，子夏讲“龙所以象阳”，应该说是承之于孔子。
（七）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文言》论《坤》卦初爻爻辞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可看到子夏所言与《文言》相同，其思想当来自孔子。帛易《二三子》和《衷》篇也记载有孔子论《坤》卦初爻爻辞，《二三子》：“卦曰：履霜，坚冰至。孔子曰：此言天时 戒葆常也，岁□□□□□□□西南温□□，始于□□□□□□□□□□□之□□□□□□□□□□□□□□□□□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亓孙贵而宗不傰。”《衷》：“天气作□□□□□□□□，亓寒不冻，亓暑不曷。《易》曰：履霜，坚冰至。子曰：孙从之胃也。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君子见始弗逆，顺而保□□ 。”在这里孔子本之于古“卦气”说而讲君子慎始重渐的义理：依八卦“卦气”说，《坤》居于西南方位，当一岁立秋之时，寒气初萌，寒霜将降，顺从其道，渐积而至大寒的坚冰时节。君子观此象，而慎其初始，重其渐变。《文言》和子夏讲积渐，当是本于孔子这段言论，只不过只录义理，没记载“卦气”说罢了。因此，子夏这段言论应有“卦气”说的背景，子夏对古“卦气”说，应有所了解。
（八）今本《易经》《贲》六五爻辞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经典释文》载《子夏易传》释“束”曰：“五匹为束，三玄二纁，象阴阳。”子夏此释以阴阳说《易》，但与上面讲阴气和阳气不同，这里讲《易》数的阴阳。今本《系辞上》引古“天地之数”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云云，三为天数，也即阳数，故子夏言象阳；二为地数，也即阴数，故子夏言象阴。可见子夏对古《易》数是很了解的。
（九）《周易正义》在释《象·益》“风雷，益”下引《子夏传》云：“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盈。”子夏此言，实际上涉及《易》之古义——“卦气”说。“卦气”之说，一般认为是汉人所创，其实其源甚古，先秦时已经存在。以“卦气”六日七分说，《益》居正月立春之时。《大戴礼记·夏小正》云：“正月：启蛰。正月必雷。”《逸周书·时训解》云：“立春之日，东风解冻。”《益》卦下《震》上《巽》，《震》为雷，《巽》为风，立春以后，雷动于下，东风劲吹，万物蠢蠢而动，开始生长繁盛，正是“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盈”的生气勃勃的春天景象。因此子夏所言，正是古“卦气”说。
子夏《益》卦言“卦气”，乃是承之于孔子。帛易《要》篇记有孔子向其弟子——“二三子”论述《损》《益》之道，其曰：“孔子 《易》至于《损》《益》一（应为“二”，引者按）卦，未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授》（应为《损》，引者按）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损），产道穷焉，而产道□焉。《益》之始也吉，亓冬也凶；《损》之始凶，亓冬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孔子论《损》《益》之道，阐发审察吉凶之门的君道，也见载于《孔子家语》、《说苑》和《淮南子》等古籍中，说明此事是可信的。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家语》《说苑》记载向孔子请教《损》《益》之道的是子夏，如《孔子家语·六本》：“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说苑·敬慎》：“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由此可推知《要》篇所记亲闻孔子讲《损》《益》之道的“二三子”中定有子夏。而孔子讲《损》《益》，正讲到古“卦气”说②。以“卦气”六日七分说，《益》居正月立春之时，正是孔子所言“《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损》居七月立秋后处暑时，正是孔子所言“《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孔子所言，正为古“卦气”说。孔子在讲解《损》《益》卦时，引用古《易》的“卦气”之说，子夏亲闻并“志之”“终身诵之”，《子夏易传》记载《益》卦“卦气”之义，就很自然了。
（十）《孔子家语·执辔》篇载有子夏论古《易》的一段资料，兹录如下：“子夏问于孔子曰：‘商闻《易》宣人生及万物、鸟兽、昆虫，各有奇耦，气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达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从奇，奇主辰，辰为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敢问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对于这段资料，我们已经考证涉及到一套古《易》象数。从《易》象上说，即《乾》为日，为人；《坤》为月，为马；《艮》为斗；《兑》为时，为豕；《坎》为音，为猿；《离》为律，为鹿；《震》为星，为虎；《巽》为虫。从《易》数上说，即《乾》为一，《坤》为二，《艮》为三，《兑》为四，《坎》为五，《离》为六，《震》为七，《巽》为八。这是一个与今本《说卦》所载古《易》象数系统不同的另一古《易》系统，从这一古《易》资料为子夏所“闻”，孔子亦“昔闻老聃”，可推知这一古《易》象数系统应在孔子之时或以前即已存在，其渊源颇为久远。
从子夏所引述的这段古《易》资料看，它是从古《易》象数来追溯人及万物的气分之本，即道之根据，所谓“唯达德者，能原其本”，“德”者“得”也，即得于道，得于道即原其本。这段古《易》资料的理路，是由象数达于道，这与孔子的研《易》理路是一致的。据帛书《要》篇记载，孔子说他研《易》是由“数”而“达于德”，“数”指《易》之象数，“德”固然有伦理道德的人道的含义，但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是指包容并超越于天道、地道、人道的总本根意义上的道，因此孔子的研《易》理路是本于象数而达于道。帛书《要》篇记孔子论《易》之道和今本《系辞》记孔子论《易》数，都鲜明地体现了孔子的这种理路。《要》篇记孔子曰：“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也，此谓《易》道。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请者也。故胃之《易》又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以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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