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陶先生：
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这个运动的最初期代表人物，要算谢惠生先生和冯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马素和邓家彦两位先生；最近便轮到你季陶先生了。我现在把你列在他们一起，你必定不服，并且我也承认你的知识和行为都非他们可比；不过你关于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实与他们无甚出入。单在这一点，就可以把你列在他们一起。邵元冲先生称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部书所说的道理，至今没有人说过，没有人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他个透辟无遗，这完全不是事实。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你若细细检查冯自由等从前印行的《护党报》及一些攻击共产党的小册子，你便知道不是你的新发明，他们早已都说过了。同是一样的理论与态度，出于别人便是捣乱，出于著书能文的戴季陶先生，便说是“他在政治的负责地位所应该发表的”，世界上似乎无此道理吧！
戴季陶先生！你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如叙述中国民族文化之消失，如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等，现在且不讨论这些，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简单的和你谈谈。
在理论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句话我或者不曾说错，因为前几天你和我面谈时，也承认我们争辩的中心就是阶级争斗这一问题。现在你在这本小册中也说：“看明白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大家如果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时的盲进，……”“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你们这种简单的思想浅薄的观察，真是荀子批评墨子的话“只见其齐不见其歧”，也就是所谓“读历史只读一段讲道理只讲一半”了。我们乃是唯物史观论者，决不是空想家，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中国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且深感这个需要异常迫切，并且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我们在民族争斗中的努力，不见得比你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更少（你说我们“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这才真是害了空想病”。照你这几句话，确实你还不知道唯物史观是怎么一回事，便信口批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呵！）；可是若因为要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以为这是“一味的盲进”，那便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诚然，不只戴季陶先生你一人，我知道有许多人，都以为民族争斗最好是各阶级联合的争斗，若同时不停止阶级争斗，这种矛盾政策，岂不要破坏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么？在形式逻辑上看起来，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同时并行，乃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在事实逻辑（即辩证逻辑）上看起来，世间一切真理，都包含在变动不居的矛盾事实之中，不但事实是真理，矛盾的事实更是真理。中山先生说：“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这话真正不错。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争斗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争斗这个矛盾的事实。你开口闭口说我们空想，不顾事实，不认清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我现在正要和你谈谈事实和真实需要，绝不谈什么空的理论，看看到底谁是空想，谁是不顾事实。你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这几句话是对的。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乃是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我们国家自由民族平等之目的，若是不能解答这个实际问题，单是怀着得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的空想，便是只有目的而无方法，只望结果而不知造因了。我们究竟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呢？这一问题，乃是中国国民革命各种问题中第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用国民的力量吗？用全民的力量吗？这种笼统话，在讨论实际问题时，当然不应该说，当然只能说用国民中一大部分革命的民众之力量。在中国那些部分民众的力量是革命的呢？年来革命运动的各种事实已经答复了这个间题：在广东沙面、商团、东江杨刘诸役，工农阶级的民众是革命的呢？还是大商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在此次五卅运动中，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而牺牲的，是上海、香港、广州、汉口、青岛、天津、南京的工人呢？还是这些地方的商人？汉口、天津、青岛商会向军阀告密，破坏爱国运动，各省商会破坏排货运动，在民族运动上又是甚么意义？以上这些事实已明白告诉我们：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大半操诸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手，国内军阀又从而破坏之，在国民革命未有相当的成功以前，只有因缘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而生存的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出来（这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之大原因）。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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