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我的部下，先要他叛离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来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无论何人有这样的主张我们都以为要不得。不过只有国民政府尤其是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才有权决定这种军队的编制与名称，政府委员及军委中都没有中国共产党分子，无论此事内幕如何，当然和我们无关。有一件事或者和此事有点关系，我现在索性老实告诉先生，当第二师长王懋功免职时，我们以为右派又有什么反动发生，所以政府有此处置，但报载内情甚复杂，我们便函询广州同志，他们的回信说：“王懋功被逐后，右派颇不满，孙会则乘机大造其谣言，说王懋功是C.P.，此次蒋之处置王氏，就是对C.P.示威，其实不然，王氏并未加入C.P.，而且一向是著名的反共派。闻王氏之被逐是因为不奉命令或吞款，或二者都有。”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三个事实是：“至于在学校里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彰明较著说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先要打倒这里的段祺瑞。”我们早已闻有此说，曾函询广东的同志，他们回信说：“语罕同志初回国，要好心太急切，期望国民党尤其期望黄埔军校也太急切，因此语罕态度都不免急切一点，至于‘打倒我们的段祺瑞’之说，绝对没有，乃翻译之误，语罕已在报上声明过，当不至因此发生误会。”语罕来此，我亦当面诘责过，他亦力辩无此事，我曾告诉他，如果无此事，你应详细向介石先生说明，以免误会。语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当不至有这样荒谬的见解，望先生再详细调查一下。如果语罕真这样说，不但对不起先生个人，并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理论的错误（详见《向导》第一百四十九期我做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是我们应该纠正的。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四个事实是：“万不料我提出北伐问题，竟至根本推翻。”关于这一问题，我和某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当然也不是根本反对北伐，他们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之可能，为此我曾有四电一函给先生及精卫先生，最近还有一函给先生详陈此计；两方对于北伐主张，只有缓进急进之分，对广东及先生都无恶意，也似乎说不到根本推翻。
总之：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中山先生在世时，曾说：“谢英伯这班人太不负责任，谭平山又太负责任了。”这真是知言！），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仅仅外面造出来的空气就能做成功这样的圈套”，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至于说我们有反革命的阴谋，即倒蒋阴谋，则我们不能承认。中国革命的力量还是很弱，我们敌人的力量却非常之大，我们的革命工作，好像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急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舵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即右派中之比较进步分子，只要他们不赞成以区区一万一千万元出卖革命的根据地——广东于英国，我们都不拒绝和他们合作，何况蒋介石！
先生在后一段中说：“大家晓得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来做基础的。”又说：“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个人，不能够认有二个领袖。”这两句话没有人能够反对，凡是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能反对。在原则上，我们不能反对党中有个领袖，且必须有个领袖；可是在中国国民党自孙总理去世后，不但无名义上的总理，也并未产出能够使全党公认之事实上的领袖，因此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仍旧是孙总理，即使将来能有名义上的总理工作上的领袖，而理论上的领袖精神上的领袖，仍旧是中山先生，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我不懂得先生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相信国民党中任何人（共产分子当然在内）承认国民党有孙总理同样的两个领袖，非是不应该如此，而实是无人配如此。若说国民党中共产分子有污蔑总理人格抹杀总理历史的事，这问题很容易解决，便是不再委屈他做国民党党员，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并不是不受制裁的黄带子。国民党往往因共产分子个人的错误，便发生两党合作的革命政策根本问题，这真是一个极大危险的习惯。中山先生在世时不许党员讨论这政策的根本问题，就是反对这习惯；今后纠正这个习惯，是要将分子制裁和党的合作政策这两个问题，严格的分开。譬如国民党中有些人发行许多印刷物，污蔑抹杀得共产党简直不成话说，然而共产党从未因此发生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问题。
中国国民党和别国的国民党不同，因为它有具体的三民主义之历史与特性，任何党员（共产分子当然在内）都要信仰三民主义，都要为三民主义工作，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不过先生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完全是季陶先生的理论，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反对季陶的意见，已详见给季陶的一封信中，或者先生无暇一阅此信，现在我再略述我和季陶不同的意见。我并不反对季陶主张一个党要有“共信”，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共信”；然国民党究竟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容认有各阶级的“别信”，也就是各阶级共同需要所构成的共同主义之外，还有各阶级各别需要所构成的各别主义之存在。譬如工人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不必禁止他兼信共产主义；工商业家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资本主义；又如吴稚晖、李石曾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无政府主义。凡属国民党党员，只要他信仰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工作，便够了；若一定禁止他不兼信别种主义，若一定于共信之外不许有别信，若一定在一个团体里面不许有两个主义，似乎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
至于先生说：“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来做招牌，暗地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我们听得十分耳熟了；在第二次大会时，先生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我不明白这句话是指那种事实？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多少纯是共产主义的工作？我更不知道共产分子曾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招牌做过些什么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中所做的工会、农会的运动吗？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纲，也说要帮助工人、农民发展组织，共产分子是在国民党工人部、农民部之下，公开的做这些工作，并非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于三民主义工作外，复到共产党党部的集会及兼做发展共产党的工作吗？国民党既许共产分子跨党，并未曾主张一加入国民党应脱离共产党，如何能一见他兼为共产党服务，便指责他是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呢？除这两样之外，还有什么？并且先生自己也说：“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又说：“我认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又说：“所以我说反共产主义就是反三民主义的口号。”如此说来，两主义并不冲突，他们兼做点共产主义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义的工作，说不上什么招牌的话，实际上，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
不尽欲言，诸希赐教！
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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