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主要是宋真宗君臣妄诞不经,劳民伤财.但是,从实际情况讲,天书降神浩劫和祭祀活动也算"拉动内需",伤财未动筋,劳民未伤骨.而且,"天书降神",从某种意义主进,在外交政治上于北宋而方还有"积极"意义.这一点,为元朝撰编宋、辽、金史的儒生早就有所发现:
"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
所以,针对辽朝上层好神信鬼的习气,宋真宗君臣搞这些大把戏,确实也让辽朝使臣看得眼花缭乱,并数次派人来观礼,实生羡慕感叹之情.宋朝在当时代表"先进文化",大臣们虽然绝大多数附和,积极参与"表演",但基本上没人相信,连给宋真宗首先出坏主意的王钦若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是"以神道设教",是高级愚民术.但是,相对于笃信萨满类原始宗教的契丹人,他们对"天书"、"天神"、"祥瑞"之事,宁可信其有,绝不信其无.已是友好邻邦的大宋国天书频降,符瑞遍地,皆是使臣亲眼所见,回国后一经渲染,说不定还对辽国君臣起到了一定意义的震慑作用.宋辽百年之好,可能"天书封祀"还真有一定的作用!
中国历史,总以"正朔"为原则.公元十三世纪,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由于他们自己是"夷狄",所以,元朝的史家们奉命同时修《宋史》、《辽史》、《金史》,给人一种三朝皆是"正朔"的感觉.后来,到了满清,这帮大辫子哥们虽然也是"夷狄",可自康熙起,清朝皇帝的汉化已经到了骨子里.他们对"夷狄"、"胡"等字眼十分敏感,然而对于宋朝的历史还是很"客观".特别是乾隆,大兴文字狱之余,也认为宋朝在当时才是正朔.更难能"可贵"的是,满清本身是以金朝的后裔继承人自居.无论如何,绕来绕去,当时、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于与辽、宋、金同时代存在的一个西北政权西夏,似乎都有意无意忽略或弱化这个割据政权的存在.事实上,蒙古人修史,也没把西夏当成一个正朔"国家"来修（当然,可能由于成吉思汗正是在出征西夏时病死,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细究史书可以发现,西夏盛时,方圆两万多里,疆域比辽朝还要大一倍,其"领土"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地区.人口成份也十分丰富,有党项（党项羌）、汉族、吐蕃、回鹘、鞑靼、吐谷浑、契丹等族.从唐末拓跋思恭拥有夏州之地算起,至最后被蒙古所灭,西夏立国长达347年,与之相比,宋朝（南北宋）为320年,辽朝为210年,金朝才120年.
西夏,以当时的"政治地理"来讲,确是一方胜国,它北有狼山、阴山、西有贺兰山,东南有六盘山、西南有祁连山；滔滔黄河,直贯国中；都城兴庆（银川）更是险河依山,形胜地固.西夏,乃宋朝对它的称呼.元昊建国称他的"国家"为大夏,承袭自五胡乱华时代的匈奴大王赫连勃勃,当时这位爷在今天的宁夏及周边地区建立过一个"大夏"政权.可笑的是,西夏主体民族是党项羌,但元昊一族出自拓跋鲜卑,与北魏同源.拂拭历史的尘埃,可以发现,赫连勃勃天王的煌煌"大夏",当年正是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灭.时隔600余年,拓跋氏后裔又在相同地点复活了与昔日敌国国名相同的"大夏",是意外的巧合,还是一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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