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此段写元后握玺授玺的言行情态，生动传神。如果可以说《元后传》是班彪所作；那么，也就可以肯定班彪的史传文字是很出色的。
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详论以往的史学得失，实为撰写《后传》有所借鉴和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这对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对班固和《汉书》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检阅班固《汉书》述论西汉盛衰兴亡及撰写儒林、游侠、货殖等的旨趣，就可了然。
&（二）
&班固一生的主要精力和成就，都表现于著述《汉书》。
班固自幼在其父班彪教育下，受儒学熏陶，九岁能写文章、诵诗斌。十六岁至二十三岁在洛阳太学读书，博览儒学经籍及诸子百家之言，并广泛探究。治学不拘于章句，着重领略大义。这为著述《汉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建武三十年（公元54），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离开太学，返乡为父守丧，并阅读其父《后传》的手稿。从此以后，他感到其父“所续前史未详”，于是反复思考，欲继承和发展前人的史学事业，自永平（公元58—75）初年起，着手编撰《汉书》，专写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的历史。这是适应大一统的时代需要而编撰的。自司马迁撰《史记》之后，统一的西汉皇朝由盛而衰，经绿林、赤眉起义和王莽篡权，西汉灭亡，东汉又随之兴起。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在政治上作出对策；另方面又借助思想文化，加强思想统治。史学为适应历史需要，只是补续《史记》，接连着写明史事，这是远远不够的，就是班彪的《王命论》和《后传》也只是适应一时之需，临时性的应付，未能完全承担起时代需求的使命。班固写西汉全史，给统一的西汉皇朝以突出的历史地位；总结它的兴亡盛衰及政治上的成败得失，才完全适应了历史的需要。
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屈而难以自明，便赶往京都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的地方，专设官员管理和校定图书。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这个工作，对读书和治学极为有利，对著书立说提供了宝贵的物质条件；对于班固著述《汉书》当然也是有利的。
班固做了兰台令史，便和陈宗、尹敏、孟冀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这是写汉光武创立帝业的历史。班固因此升迁为郎，“典校秘书”。他又撰写开创东汉的功臣列传以及平林、新市、公孙述载记共二十八篇，送呈朝廷。这些著述，都被后来官修的《东观汉纪》所采用。完成上述著作后，他又在汉明帝指使下继续撰写《汉书》。他在散文赋《答宾戏》中表示决心，“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先后历时“二十余年”，到“建初（公元76—公元83）中，完成了大部分的著述任务，受到社会重视，“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自为郎之后，与皇帝接触的机会多了，“遂见亲近”。当时东汉建都洛阳，而关中耆老犹望迁都长安。班固乃作《两都赋》，呈给汉明帝，“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者都是宏篇巨制。及汉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幸”，多次入宫与皇帝论学。据说“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建初三年（公元78），班固升任玄武司马，秩比千石，掌管守卫玄武门。次年，章帝于洛阳北宫 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班固担任纪录，会后奉命根据纪录编纂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这书的思想，是董仲舒以来今文学派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的延伸和扩大，是今文经学政治学说的提要，可谓当时封建统治思想的纲领性文件。这对班固著述《汉书》也是有严重的思想影响的。
元和元年（公元84），北匈奴愿与汉人“合市”（《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并要求“和亲”，章帝诏问群臣。议者意见不一，或以为匈奴“变诈”，不予理睬。班固发议：根据历史经验，应当通使修好，“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章帝允许北匈奴前来“与汉贾客交易”，地方官府“赏赐待遇之”（同上）。这大概与班固的建议有关。
永元元年（公元89），南匈奴单于向汉请兵征伐天灾人祸频仍的北匈奴。窦宪因罪惧诛，自求讨伐北匈奴以赎罪，窦太后乃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出征北匈奴。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汉军与南匈奴兵大胜，出塞三千余里，追至燕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班固应窦宪之命，刻石勒功，记汉威德。次年，北匈奴单于遣使向汉请求和亲，窦宪奏请派遣班固行中郎将事，带领数百骑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单于。适值北匈奴单于被南匈奴击败逃走，班固到了私渠海（今杭爱山南）闻知对方情况，只好返回。
永元四年（公元92），窦宪因外戚专权而被和帝夺了兵柄，被迫自杀。班固也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而受牵累罢了官。班家奴仆以往曾仗势侮辱洛阳令种兢。种兢起初因畏惧窦宪而含怒未发，待至窦宪垮台及班固失势，便落井下石，将班固逮捕，关进了监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他死时六十一岁（以上所述及引文，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附固传》）。
班固几十年中断断续续著述《汉书》，临终竟然功亏一篑，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汉和帝命令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班昭续成八表，《天文志》由马续奉诏完成。
可以说，传世至今的《汉书》，是经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撰写，历时数十年才完成的；当然，最主要还是班固几十年心力的结晶。
班固除编撰《汉书》外，还写了很多诗赋和文章，明代张溥曾辑了《班兰台集》，近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为了了解其书，当先认识其人，故这里稍详细地介绍了《汉书》作者班固的一生。
&（三）
&《汉书》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此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述汉高帝元年（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二百三十年的史事，个别篇章贯通古今数千年（如《古今人表》及十志）。全书八十余万字。它承袭了《史记》的体例而有所变化，《史记》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汉书》则是纪、表、志、传四体，改“书”为“志”，舍弃“世家”，体例较为严整。最大的特点是纪传体断代史。它为我国“正史”定下了格局，遂为后世正史不祧之宗。我国传世的“二十四史”，除《史记》和《南史》《北史》外，都是沿用《汉书》的纪传体断代史的体例。
详赡，是《汉书》的一大特点。《汉书》中有关武帝以前的史事，多采用《史记》，甚至近乎抄袭，但实际上补充了很多内容，也有些修改。例如，《汉书》增设了《惠帝纪》及贾山、李陵、苏武、张骞等传，创立了《古今人表》和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志；在萧何、韩信、刘安等传中增加了不少史料，特别是在一些纪传中记载了很多诏令、奏疏、诗赋、文章。这就大大丰富了汉代史的内容。有关武帝以后的记载，大概是缀集班彪《后传》及各家续《史记》之作，也会有新撰的东西，加以总编而成。各家所作及《后传》早已散佚，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从班彪的《前史略论》中所说“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来作推敲，《后传》大概只有纪、传，而无表、志。看来班固撰写《汉书》武帝以后史事的任务也是艰巨的，撰十志尤非易事；怪不得搞了几十年，至死尚未毕功。
《汉书》体制的容量是很大的。十二纪写西汉十二世君国大事记明年，多列事目，不写细节，起提纲作用。八表，有六个王侯表是从《史记》中的汉王侯表发展起来的；《百官公卿表》比《史记·将相名臣年表》丰富得多，既叙述秦汉官制演变，又记录汉代三公九卿任免升黜；《古今人表》把远古至秦未的人物列为九等，但其中未列汉代人物。十志，是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记述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史。七十传，一般是先专传、合传，而后是类传，记载西汉各种人物，各个民族及邻近诸国，末尾传写王莽及《叙传》。它对西汉一代史事和人物，几乎无所不包。
十志最能体现《汉书》的详赡。《食货志》记述西周至王莽时期的农业、农政、货币和财政的情况。《刑法志》记述古代至东汉初年的军制和刑法的历史变化。《地理志》概述古今地理沿革、汉代政区，以及各地区的范围、山川、户口、物产、风习，还有中外交通。《沟洫志》记述古今水利事业，记载了贾让的治河三策。《礼乐》、《郊祀》二志记载历来的礼乐文化和祭祀制度。《天文》、《律历》二志记有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五行志》详记了自然界古今很多的灾异现象。《艺文志》吸收了刘歆《七略》的成果，著录了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情况，并综述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和短长。这些详细的记载，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的著述，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内容，对后世纪传体史记的“志”影响很大，对后来《通典》、《文献通考》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关于阶级斗争史和国内外民族关系史，《汉书》有详细的记载。从它许多篇章所记载的内容，可以看出西汉统者如何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民众又是如何前仆后继地进行反抗斗争。仅以一篇《王莽传》来看，也就可以了解到西汉末年阶级斗争如何的尖锐复杂，统治者将广大民众推入灾难深渊，赤眉、绿林起义则如火如荼，民众终于推翻了王莽统治。《汉书》所记载四周的国内外民族的历史，比《史记》还要丰富些。它除了记述匈奴、西南夷、两越、朝鲜等的的历史外，还在《大宛传》的基础上扩写为《西域传》，叙述了汉朝与西域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西域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为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这样的记述，为后世的正史所取法，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也为后世研究汉代史者所取材，故《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享有“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彪附固传》）和“记事详赡”（《十七史商榷》卷七）的盛誉。
《汉书》和《史记》一样，尚有文史结合的特点。以《史》《汉》为代表的两汉传记文学，是当时文学史上的主流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突出的地位。《汉书》写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物，都以“实录”精神，从实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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