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实中见生动，具体中有细节。它写苏武的忠节，李陵的怨尤，朱买臣失意或得意时的神情，陈万年教子的秘术，霍光的专权，王莽的为人，循吏之使民安土乐业，酷吏之执法残酷凶暴，都具体而生动，精采而非虚构。如，《陈万年传》记述陈万年教训儿子陈咸的情节：“万年尝病，命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女（汝），女（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仅仅数十个字，就辛辣地刻划了陈万年教子逢迎拍马的丑态。《汉书》文字简炼，长于叙事。如，《贡禹传》写贡禹为河南令的时候，因职事被上级官员所指责，“免冠”承认过错，觉得受辱，“禹曰‘冠一免，安复可冠也！’遂去官。”仅仅用了十三个字，就了贡禹免冠时的内心活动及去官的抉择，从而显出其人的气节。《汉书》还吸收了一些谣谚，如《王莽传》记有“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的民谣，反映出民众对起义军与对统治者由感性认识而产生的迥然不同的态度。
以简洁的语言文字，通过某些典型情节的具体描写，使一些历史人物的个性、思想感情和历史活动形象地再现出来，是中国传记文学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史》、《汉》以后，有的保持下来了，有的似已失去，或发展演化为历史小说，这虽然是文史分途在所难逸的现象，但也与史学家的史文造诣高低不无关系。
至于《汉书》保留较多的古字，节省了不少虚字，这比起《史记》来却是个缺点。
&（四）
&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是《汉书》的又一大特点。
我国的统一事业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道路。自夏、商、周，经春秋战国，至于秦、汉，终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司马迁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中写道：“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他惊叹统一的艰难，是以史实为根据的。他也以如椽大笔写下了我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脚步，还热地肯定秦汉的一统，说秦统一天下“成功大”（《史记·六国年表序》），说汉通过削藩，发展郡县制，加强了统一，造成“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但司马迁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所著《史记》还只是勾画出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大势及秦汉统一的初步的轮廓。
班固写《汉书》，竭尽心力同时也有条件来写西汉统一大业。他汲取了《史记》的经验，加以改进和发展，以浓重的笔触全面地从时间、地域、人事、思想文化诸方面详细地记述西汉统一，给统一的汉代政权和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歌颂汉的一统帝业，这是空前的史学成就。《汉书·叙传》说：“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维学林。”从大一统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可以说是班固着意写统一大业的自我表白。而传世的《汉书》，确实体现了这个旨意。
同时，《汉书》推崇汉为正统。《高帝纪》写道：“汉承尧远，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这是神化刘邦兴汉符合天命。同时又否定被汉取代的秦朝及篡汉的王莽政权之历史地位，《王莽传》说西汉承尧继周，而后是东汉，秦朝和新莽都不符天命，只是“余分闰位”，没有合法的历史地位。这与《史记》肯定秦朝统一“成功大”相比，显然有严重的以汉为正统的思想。这种封建正统观念，是非历史主义的。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故后世封建史学家有纷纷的正闰论之争。它又卑视非汉的政权和非帝系的人物。秦末农民大起义，对于汉之代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铁的史实，故《史记》将揭竿起义，起了使秦垮台“首事”作用的陈涉列于“世家”，把统帅诸侯灭秦而又曾号令天下的项羽列于“本纪”，给予较高的历史地位；还明确地指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凤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史记·太史公自序》）而《汉书》则将陈涉和项羽一律列于“传”；虽然记载的史实大致上照旧，但评论的调子改变了，说什么：“上嫚下暴，惟盗是伐，胜、广熛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阳，宰割诸夏，命立侯王，诛婴放怀，诈虐以亡。”（《汉书·叙传》）陈涉和项羽推动历史的作用不提了。王莽建立过政权，也曾号令天下，且不论其政治得失，就体例而言，如按照《史记》之例似乎应当入“纪”，而《汉书》只列之于“传”，并讥其“余分闰位”。这种体例上的安排及对人物的评论，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正统思想。
当然，《汉书》的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今应当审慎地予以分析批判。对大一统和正统思想应当区别对待。就是对正统思想也可作具体分析。
与正统思想有关，《汉书》独尊儒学的思想是很突出的。《叙传》提到“纬《六经》，缀道纲”，意思是要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司马迁传》批评司马迁与《史记》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这是班固继承了乃父班彪的思想，表明以“圣人”的是非为准则；而所谓圣人之“是非”，实即儒家的正统思想。《汉书》独尊儒学和《六经》，把诸子、诗赋等等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艺文志》）。它把凡是结宾客、广交游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势力的人都称之为游侠，斥其为“背公私党”（《游侠传》）。它谈谋生之道，也强调封建等级，说“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要求百姓“贵谊（义）而贱利”（《货殖传》）。这种与司马迁《史记》对立的观点，确是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正宗思想。
《汉书》还染有一些神学色彩。汉代统治者有意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故使得全社会和学术界都程度不等地受了影响，《汉书》作者也难幸免，故其在记述史事之中，往往夹杂这种思想和说教。如讲汉和“天统”，汉为“火德”，讲五行灾异，天变与人事符应，等等，不仅见之《天文志》和《五行志》，也渗透于全书。像这种思想意识，不管作者有意或无意，写得多或少，实际上是在起了一定的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的作用，消极性的一百是不可低估的。
应当承认，《汉书》思想是复杂的，既不糟粕，又有精华。它记事从实，讲势论时，注意民心，关心民生，维护多民族统一，坚持正面说教。故它写出了曲折复杂的历史，歌颂苏武的忠贞节操，肯定贾谊言社会治乱，同情百姓被迫起义，揭露某些统治者的罪恶，反映了国家的职能，社会的安危，民生的苦乐，志士的气节，士子的思想，流露出一定的爱国爱民的思想倾向。就是它的正统思想，一方面固然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另方面也多多少少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传统文化起着积极的历史作用。后人读《汉书》，接受历史传统思想的教育，往往受其思想所感染，油然而生爱国爱民之心，不能不说是爱了它的民主性精华的熏陶。故可以说《汉书》民主性的精华，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更有积极的意义。
还有一点。《汉书》史学经世的思想也不可忽视。我国史学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左传》、《史记》等名著在这方面都很突出。《汉书》继承了这个传统，一方面，注意记述经世之业。如，写《沟洫志》，申明治河修渠乃“国之利害，故备论其事”；写《贾谊传》，“掇其切于世事者于传”，不切世事者就从略了；写《晁错传》，“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未施行之语一定抛开了；写《董仲舒传》，“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有些不切当世、未施朝廷者就不写了。所谓“切于世事”、“施行之语”、“切当世、施朝廷”者，就是经世致用；《汉书》掇之、论之，就是记载经世之业。又一方面，《汉书》还很注意究世变，“明监（鉴）戒”（《诸候王表序》）；通古今，以“备温故知新义”（《百官公卿表序》）；更有宣扬伦理教化，标榜劝善惩恶，等等，无一不是经世而讲求功用的。这对后来的正史，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五）
&《汉书》因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深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历来研究它的学者甚众，对汉书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就《汉书》的注释来说，历来的注家及著作也是很的，古代有颜师古的《汉书注》、周寿昌的《汉书注校补》等名家的名著，近世有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汉书新证》、施之勉的《汉书补注辩证》、吴恂的《汉书注商》等学者的专著。还有不少有关注释的著作，可谓硕果累累。中华书局的《汉书》点校本，更是一大成果。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参考书。
《汉书》的研究与汉书学的发展，以及对《汉书》的注释，还有待于今后深入地开展工作。以《汉书》的全注工作来说，现在社会上通用的《汉书》注本，是颜师古注的本子。颜师古（公元581—645）生于隋唐之际。他以当时的学识，对《汉书》的地理、人物、史事、官制及语言文字所作的注释，对于时隔一千三百多年的今天的读者，实在不大适用；如果读者使用颜注，解释它的难度往往不亚于注解《汉书》。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也是全注本。王先谦（公元1842—1917）的注本初刻于1900年。他广泛地征引资料以注《汉书》，故此注本引用资料较为丰富，考证也较翔实，但显得烦碎而不简要，且其书是以清末的学识和古文以注《汉书》，距今已九十多年，实不便于如今广大读者使用。自王先谦以来，注释《汉书》者虽不乏其人注释成果也不秒，但迄今尚无一个全注本。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必要先搞一个简要而较为全面的《汉书》新注本，以适应当代精神建设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需要，既提供给广大读者一个可读的本子，又可备作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我们于1987年冬，开始组织了十多位学者做这项注释工作，计划二三年内完成，但因历时较久，诸位身心与工作也随之而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故承提这项工作也有所变动。最后是由五人完成这项工作：姚守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承担了部分注释及审校工作；赵生群（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提供了八表部分一些校注的条文；翟清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了资料工作、校对工作，及提供部分注释的材料；路远（对外经济贸易部）于前期做了一些信息与资料工作；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搞了部分注释，承担了全通稿工作，并总其成。因人力和学识有限，所做工作难免有缺点错误，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施& 丁1990年春于北京昌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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