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而规范面的财务经济学，其中心课题是：在完全或部分依据实证财务经济学原理而设定的价值下，金融工具应如何适宜地使用。
财务经济学与财务学
商学院财务金融系经常把课程区分为三大类。“投资学”主要是探讨个人、年金基金（pensionfund）等如何购买财务金融工具。“公司理财”主要是探讨公司发行金融工具的问题。第三类的课程则是“金融机构”，对这些机构型而言，购买与发行各种金融工具两者都很重要。
如果从高度简化的观点，我可以设想三种不同类型的资产负债表。就投资来看，资产负债表左边是各种金融工具，右边是个人或是组织的净值（networth）。从公司理财的观点来看，资产负债表左边是各种砖块、灰泥、旋转车状……等，而右边则是各种金融工具。对金融机构而，资产负债表的两边都是各类财务金融工具。
目前有些商学院在有关财务课程的设计上，以财务经济学的核心课程开始，接下来是有关前述三大应用领域的必修或选修课程。我因为能够就近参与设计斯坦福大学的课程，因此该校课程的安排和这个模型近似。然而，这样的课程结构目前仍然不很普遍，大部分的商学院只是把财务经济学视为各应用领域中第一门课程的一部分，但毫无疑问的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不过，早先的状况并非如此。且让我引用本人在1978年出版的《投资学》教科书中的一段话：
“近年来，财务的领域事实上已历经了一场‘革命’。就在几年前，投资学的教科书的重心仍在……会计学的玄机、主要产业经营的细节以及选择好坏股票的各种经验法则。制度的细节……虽有介绍，并配合历史资料，但是仍然没有一个可供读者了解这些现象的整体架构。有关资本市场的价格形成理论付之阙如。”
我接着指出，这样的理论其实就近在咫尺，阅读本书的学生，都可以运用此一理论来照亮当时财务学中隐晦的角落。我甚至大胆地说：“……实证分析已经证实，该理论对主要市场的运作行为，作了非常贴切的描述。”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有点过于乐观。以下我要再引用该书1985年版的内容：
“透过近来的实证研究，令我们对这个普遍为人接受的观点，产生了若干怀疑。早期统计检定的结果相对薄弱，可能无法确认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重大分歧。还有，有些系统化的‘反常’（anomalies）业经发现，令人质疑所谓标准理论的某些观点。”
话虽如此，财务经济学的理论并未曾受到伤害，反而变得更加完备；然而与此同时，可能也不免丧失了一些单纯性与直觉性。今天也只有一些鲁莽之徒才会在未能充分了解财务经济学的情况下，贸然投入财务金融的领域。
财务经济学与经济学
财务经济学对经济学系的影响，还不如其对财务金融系的影响。尽管如此，这两门学科之间的综效（syneryy）仍然很大，经济学者对财务经济学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请容我再度引用以前的文章，这是1982年出版的《财务经济学——顾特纳纪念论文集》（financialeconomics，essaysinhonorofpaulcootner）一书的前言。
“在1950年时，财务金融及经济学的交集确实很少。财务金融的学术研究仍较依赖经验法则以及零散的事证，而缺乏理论基础以及严谨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者对金融机构、投机行为以及构成财务金融主要部分的不确定性的其他层面等，只有蜻蜒点水式的兴趣。
但是三十年后，整个情况有了彻底的改变。现在有关财务的问题不但有丰富的理论体系，而且还有广泛的实证检验，来检定理论建构与其实状况的关联……
带动财务学变革的人士，许多都受过经济学的训练。他们用经济学者的态度以及标准的研究工具，来研究财务上的各种问题。当他们发现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不足以解决手边的研究主题时，就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但不管如何，他们的风格仍是属于经济学者的，因此，现在这门学科逐渐以‘财务经济学’之名为人所知。”
英年早逝的顾特纳是我的好友与同事，堪称是早年最优秀的财务经济学者。当然，可与他并称的还有许多杰出之士。这些财务经济学领域的先锋，几乎都是经济学者出身，其中包括马寇维兹、米勒以及我本人。巧合的是，在《顾特纳纪念论文集》中撰文的学者中，有五位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其中的四位（萨缪尔森、索洛、施蒂格勒及本人）则先后参加了这个系列的讲座。
因此，谈到财务经济这个学科的名称时，我应对财务及经济学这两个部分，投以同样程度的重视。
实用的理论
我想，在商学院所教的学科之中，没有一门财务经济学一样，对相关行业产生如此重大的冲击。现在的专业投资人，对下面的名词都能琅琅上口：期望值；标准差；相关系数；r平方（r－squared）、贝他值（beta）、戴尔他值（delta）、伽玛值（gamma）；外凸性（convexity）；二项式过程（binomialprocesses）…等等。这些在十年、二十年前看来抽象而莫测高深的概念，今天已成为全球大批交易人员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财务经济学也对金融机构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诸如促成指数基金（indexfund）的诞生，以精准的预测及低成本的操作，来复制整个市场的大盘表现。财务经济学也推动了衍生性证券（derivativesecurities）的庞大市场，包括选择权交易（tradedoptions）、指数期货（indexfutures）、指数选择权（indexoptions）以及换货操作（swaps）等等，这些以往尚属新奇的金融工具，在今天却能协助个人及金融机构在追求特定目标时，得以有效率地控制风险。无论是对这些工具的评价或有效率的运用，财务经济学都提供了相关的架构。
我对实用的理论这个名词特别感兴趣。这类型的理论在财务经济学中可谓比比皆是，而各个金融交易中心也都能迅速地采用。
如果想对这方面作进一步的了解，我强力推荐伯恩斯坦（peterbernstein）最近出版的《资本的观念：现代华尔街令人难以置信的起源》（capitalideas：theimprobableoriginsofmodernwallstreet）一书，该书记述影响投资实务的一些人物，包括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现在，我把话题转向到比较属于个人的回顾。
无论把财务经济学的发展视为革命（这是我年轻时会有的想法）或是一种演化（这比较切合我现在的讲题），我能观察并参与这个重要学科由诞生到成熟的过程，实在感到莫大的荣幸。虽然我个人的发展历程只算其中一小段揷曲，但或可有助于诸位对整个学术演变的了解。
生涯发展中的机运
在个人发展的进程中，如果说有一个共通的脉络，那该是幸运之神的眷顾。无疑地，优良的基因以及勤奋的工作，是在这个舞台上成功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在我个人面对的许多决策关键上，幸运之神总是指点我该选择的方向。今天能走到这样的境地，当然是拜许多机运之赐。
我的双親都是教育界人士——家父是学院校长，家母是小学校长，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干扰，他们到了中年时才到研究所进修。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个人在年幼时就颇能领略学习之乐。
我的中学教育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最好的公立学校完成。中学毕业之后，我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计划完成家母对我习医的期望。但在上过一、两门和实验有关的课程，我知道自己不是这方面的料子，于是就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矾分校（ucla），并决定主修企业管理。在大二的第一学期，我选了会计学及个体经济学两门必修课。前者只是完全不用脑筋的簿记，令我非常厌恶。但微观经济学则完全不然：理论严谨、前后关联、结构完整又合乎逻辑。我发觉了其中不可抗拒的魅力，随即在下学期转而主修经济学，从此不再回头。
这是幸运之神第一次眷顾。有时候回想一下，假如当时选读的是现代会计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现在的情况会是如何时，都会不自觉地出一身冷汗。
在就学期间，我或多或少以打工的方式自食其力，做过的工作包括：在加油站上夜班为大公司担任小夜班的过账交易、同时批改七个科目的作业、各种不同的暑期打工、教学助理等等，最后当然就是经济学者。
在大学主修经济学时，我选修了一门商学院的投资学。但课程内容保守而传统，令人泄气。虽然我全力研读，却怎么也找不出其中一贯的原理与基本的架构。显然投资学绝对不适合我的研究。
不过，幸运之神又再度降临。威斯顿（j．fredweston）是商学院的教授，也是公司理财方面的权威，我有幸在大四那年担任他的研究助理。威斯顿引领我进入当时刚成形的财务经济学的世界，我虽然还没有决定要往这方面发展，但的确感到兴趣盎然。
大学毕业之后，我曾去银行界应征工作。结果在面谈时，大学优异的成绩却成了妨碍。面谈者在仔细看过我的成绩后，往往会称赞一番，接着又问我为什么不继续念研究所。这几乎成我面谈时碰到的典型过程。经过几次这样的经验后，我把原先的申请表格拿回来，向面谈者强调我在各种课外活动、工读以及社团方面的记录。尽管我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均衡发展的人，但成效不彰，因此我只有继续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机分校攻读经济学硕士。
可以说就在这一年，我走上成为经济学者的不归路。这一切的功（或过），应该归诸于研究所微观经济学的艾智仁教授。他性格温和保守，却是位与众不同的经济理论学者。他在第一堂课上即宣称，经济学期刊的内容，有百分之九十五是错误或是无关紧要的——这项主张我有时候倒觉得并不算过份悲观。接着他就开始讨论有关非法贩卖婴儿市场的经济课题。有一阵子，他在六节课的讲次中花了五节来辨正“利润”的意义（不过并不是很成功）。事实上，在他的课堂里，常常像在进行角力竞赛。学生目睹这位才华横溢的智者，以全然创新的方法来捕捉（经常相当成功）经济学里头最困难的概念。对尚待磨炼的年轻学者而言，没有比这更扎实的训练，也找不到更高的标准。受业于艾智仁两个学期之后，我坚定了自己要成为微观经济学者的信念。
获得硕士学位后，我随即履行后备军官养成训练的兵役义务，后来担任陆军经理少尉军官。由于大部分时间在户外活动，并养成极佳的体能状况，我倒是颇能乐在其中。
我的服役为期七年半，每年有两周的暑训，后来我设法把役期压缩到六个月。接着，由于艾尔契安的协助，我得以在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on）担任初级经济研究员。
兰德公司
1956年的兰德公司，是非常特别的组织，其资金几乎全来自美国空军，因此根据契约，公司只需从事任何对这位客户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再加上部分公益工作。员工可以自由选择上下班时间，工作时间也有相当大的弹性。办公室的大门永远敞开，大家习于对广泛的议题进行心智交流，而且每人每周要有一天钻研纯属自己兴趣的研究。
那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光。兰德所完成的工作包括系统分析、作业研究、电脑科学以及应用经济学等方面重要的研究。兰德的第一批电脑中，有一部就是冯纽曼所设计的。丹立格（georgedantizig）当时正在研究线性规划。一些最杰出的学术界大师，也担任兰德的顾问。在这里，大家都相互直呼其名。假如有人对实用理论有兴趣的话，那么50年代的兰德公司可以说是最佳的工作场所。
对于像我和兰德公司绝大多数员工这样的自由派（按照美国政治上对自由派的定义）来说，在军方列管单位工作应该是一种忌讳。但是，那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年代。我们确信，透过改进国防机构的效率，可以有助于防止战争，因此并未感受道德上两难的挣扎。
在兰德期间，我致力于最优化以及各种取舍（trade－offs）问题的研究。我们建构了许多模型，也投入资料的搜集与实证分析，然后充分运用当时已有的电脑设备，将所有资料汇总研究。
兰德在电脑科学的许多层面上是开拓者，也让我变成了一个所谓的“电脑痴”。我对这方面的热情，并未随着时间而冲淡，内人和许多同事都可以作证。
虽然兰德提供了绝佳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最终的志趣还是教职。由于个人的经济状况不容许我做个单纯的学生，我想的最佳选择应该是选修三门教育的课程，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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