隂错阳差选读商科
本地的小孩通常在十一岁时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但可能是因为我就读于残疾学校的缘故，所以错过了考试。在双親的争取下，我得以在十二岁那年参加考试，并获得基尔本中学（kilburngrammarschool）的奖学金。学校的师资优秀，我也在正规课程上接受了扎实的教育。1927年，我通过了大学先期入学考试，其中历史与化学两科成绩优异。我又在中学待了两年，为伦敦大学的中级考试作好准备。这段期间的课程，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所修习的科目，所以我必须决定主修的科系。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历史，但是后来我发觉要取得这方面的学位，必需通晓拉丁文；由于我上中学晚了一年，同年纪的同学已念了一年的拉丁文，所以我被分到科学组。因此，我只好转到另一个表现优秀的科目，主修化学。不过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数学，而这又是所有科学学位的基础，所以我只有再度变更主修的科目为商业，这是当时基尔本中学剩下的唯一选择。
回想这一段人生揷曲时，我归结自己之所以讨厌数学，系因为只学了数学公式和运算过程，却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假如我早一点读到场普生（silvanusthompson）的《轻松学习微积分》（calculusmadeeasy）——读书对各项运算的意义有清楚的解说——或是中学的数学课程也采取同样的教法，那么我很可能会继续攻读科学的学位。不过，还好并非如此，否则我大慨只能当一位平庸的数学家，绝对成不了第一流的科学家。我开始准备伦敦大学商学士的中级考试（除了基尔本中学并不教的会计学必须透过函授自修）。虽然我对这些商学科目仅具备粗浅的知识，我还是通过了考试。到了1929年十八岁时，我前往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学士的课程。1930年，我通过最终考试的第一部分。至于第二部分的课程，我决定选修产业组，据称是培养工厂经理人的课程，不过大学对自己课程的说辞并不可尽信。我就在对这些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作了改变一生命运的重要决定。
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普兰特在1930年受聘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商学教授（特别是企业管理方面），之前，曾在南非的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ofcapetown）担任类似的职务。我选修产业组的那年，普兰持刚接掌这一组。1931年，在产业组课程结束前五个月左右，我参加了普兰特主持的研讨课程，给我带来莫大的启示。他引导我认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上过的一些科目和经济学有关，但我从未修过经济学。在普兰持的教诲之下，我了解生产者会相互竞争，结果提供了消费者最需要的产品。他进一步说明，整个经济体系是透过价格体系的运作来协调。当时我信仰社会主义，这些观念对我堪称为新奇。1931年，我通过商学士学位最终考试的第二部分。
由于我是在基尔本中学修习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而伦敦经济学院规定必须在该校待上三年才能授予学位，因此我必须决定第三年要修习的科目。之前在第二部分的课程中，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产业法，因此我曾想利用这一年专攻产业法。假如我真的这样做，无疑地将会往律师方面发展。然而，应该是在普兰特的运作下，我获得了伦敦大学1931年-1932年的卡塞尔爵士游学奖学金（sirernestcasseltravelingscholarship）。我那一年要在普兰特指导下工作，这段期间也被伦敦经济学院认可为在校修习。以上就是我如何一路走来成为经济学者，而没有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者、化学家、工厂经理人或律师的经过。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定数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
修完商学士的课程，我对会计学、统计学以及法律已有一些了解。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未曾正式选读经济学课程，但我个人对经济学还是有了一点认识。我参与普兰特的研讨课程颇有所获。也和同样选修产业的朋友佛勒（ronaldfowler）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当年的伦敦经济学院规模不大，我认识了一批专攻经济学的同学，彼此相互讨论，特别是维拉·史密斯（verasmith，也就是后来的维拉·卢兹veralutz）、勒纳、艾得堡（victoredelberg）等人。像我这样未受过正规训练而踏入经济学的世界，事后证明反而占了便宜。由于未经正规的思考训练，让我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市场机能与企业管理
我打算用卡塞尔奖学金前往美国，研究产业的垂直与水平整合。普兰特曾在他的课程里讨论产业界种种不同的组织，但是我们却缺乏一套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存在。我决定去发掘潜藏其中的理论。在我的脑海中，还有两个问题和这项主要研究计划相关。普兰特在课堂上谈到经济体系是靠价格体系来协调运作，同时他也批评政府产业的合理化的计划——特别是协调各种不同运输工具的计划。然而，普兰特在企业管理的课程上又提到，管理是在协调厂商内部生产要素。这两种歧异的观点该如何调和？假如所有必要的协调都已由市场提供。为何还需要管理呢？另外还有一个本质相同的疑惑，那就是苏联在1917年发生革命，但我们对共产体系如何运作却所知有限。这也难怪，因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到了1928年才施行的。列宁曾说，在共产主义下，整个经济体系将会以类似一个大型工厂的方式来运作。虽然一些西方的经济学者认为这不可能，然而，在西方的世界就有不少大工厂，为什么苏联的经济不能像一个大型工厂来运作呢？
我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美国。我访问了一些大学，但主要是为了我的研究专案而访问企业以及工厂。我和每位我拜会的人士交换意见，阅读有关的产业期刊以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tradecommission）的报告。在美游学一年结束之际，我对于产业组织的许多问题，仍然只有一知半解的感觉，但我相信部分的疑问已找到了解答。
经济学家谈到经济体系的运作时，总认为是透过价格机制（或市场）来协调，但是却忽略了使用市场仍有其成本的事实。从这个观点来看，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协调机能，不能一概以无效率视之——完全要取决于其成本和使用市场成本的比较。我知道，以这样的方式来看问题，可能会影响对中央集权式计划所采用的观点。但同时我们也可藉以了解，何以生产因素的使用，有时是由厂商透过管理来协调，而有时则是由透过市场协调，这也正是我深感兴趣的课题。一笔交易会在厂商内部完成还是透过市场来运作，应该要比较两者的成本才能决定。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简单浅显的道理，但是我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搞清楚——即使到今天，仍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者还不了解这个道理（或其重要性）。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修习商学士的最后一年，刚巧能碰上普兰特来此执教的第一年，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而能在次年荣获卡塞尔游学奖学金，又何尝不是另一桩幸运的事。接下来还有更特殊的际遇。1932年，我进入就业市场，那一年正值经济大恐慌以来最差的年份，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但我却无此困扰。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1年，黄麻工业界巨子波那（georgebonar）捐助经费，在贝佛里基（williambeveridge）爵士和其他伦敦经济学院人士的建议下，于丹迪（dundee）成立了一所经济与商业学校，主要目的是训练有志投入企业界的学生。高层人员1931年时已经聘好，而较低层的人事则在1932年才决定，这正是我的毕业找事的那年。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当时的经历并不出色，但对这个职位可能比大多数经济研究所的毕业生还更为适合。我在1932年10月受聘为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的助理讲师。要不是该校在1931年成立，我真不晓得自己要作些什么。结果各项发展都配合得恰好，而我也就按部就班地演化成为经济学者。
初露鋒芒
我负责的三门课都从十月份开始。至于当时我是怎么做到的，自己现在也无法想像。另一位助理讲师布拉克曾经形容，当我来到丹迪的时候，整个脑袋装的都是有关厂商的概念。幸运的是，有一门课是“企业组织”。我在一封写给好朋友佛勒的信中，描述了我在第一堂课所讲述的内容。这些素材日后成为《厂商的本质》（thenatureofthefirm）一文的主要论点。（19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提及得奖理由时，曾经特别提到我的两项著作，这是其中之一）。我在1932年根本想不到这些观念以后会受到如此重视。我非常喜欢这那门课，所以我在给佛勒的信中描述了课程后，接着表达了个人很大的满足感：“（我想）对这门课来说，我采用的是全新的教法，所以我觉得极为满意。有一点我感到很自豪，这些全都是由我一个人构思出来的。”就如我在诺贝尔奖的得奖演说上所说的：“当年我只有二十一岁，阳光从未停止照耀。”
在丹迪任教期间，我开始阅读经济学的文献——包括亚当·斯密、巴贝基、杰文斯、魏克司梯德（wicksteed）、奈特等人的著作。布拉克在为《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上撰写我的生平介绍时，形容我在这段初出道的时期，态度“坚定得令人惊讶”。“他心目中的经济学，不但要能处理真实世界的问题，而且手法还要精确。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如果能够达到这两项目标中的一项，就感到非常满意了。但持平来说，我发现科斯在经济学研究上的突出之处，就是同时达成了这两项目标。”不管我是否真的成功，布拉克确实是说中了我在经济学研究中一贯的目标。我把这一切归诸于自己并非一开始就主修经济学，而是先接受商科教育，因此我在开始展开经济学研究时，是希望以此来了解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
然而，我并没有自外于经济学之外的世界。1933年，钱伯霖的《垄断性竞争理论》（theoryofmononolisticcompetition）以及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economicsofimperfectcompetition）相继出版。这两本书在经济学界激起相当大的波澜，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卷入其中。当时仍在丹迪的我写了一篇论文，采用罗滨逊夫人的分析方法来检验钱伯霖所讨论的问题。该文发表于1935年。至于更能具体展现我一般性态度的，应该是那时我对预期所作的研究。
验证蛛网理论
在丹迪任教期间，我在放假时会到伦敦经济学院，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和佛勒讨论一些经济学的问题，当时他已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助理讲师。有一个问题令我们非常感兴趣，那就是许多经济学者相信，生产者在决定产出时，是假定目前的价格与成本在未来会维持在同样的水准。有人提出证明，假如生产者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运作，将会导致价格与产量的波动（这就是卡尔多提出的“蛛网理论”）《cobwebtheorem》。一般认为蛛网理论的典型例子，是英国养猪产业的循环周期。我们作了一项统计研究凋查，结果一如我们所猜想，英国的养猪业者并没有假设目前的价格会在未来维持不变。当价格高得异常时，他们预期价格会下跌；而当价格低得离谱时，他们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扬。在我的通信记录中显示，我曾想过运用在这次研究中所发展的技巧，来探究生产者是如何形成在其他方面的预期——而佛勒也有类似的想法。当年我深感兴趣的，是要具体量测经济学者通常仅以理论性的方法来处理的概念，这是深受芝加哥大学舒兹所导出的统计需求表的影响。
除了有关预期的研究之外，我也开始展开对资本成本的调查研究，探讨发行规模大小以及厂商的规模与业别对成本高低的影响。这些研究均未完成。不过佛勒倒是完成了一项有关钢铁生产的研究，主题是废铁与铣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发表于1937年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
我也期望自己未来能投入到类似的数量调查研究。但这份期望并未实现，原因并不难理解。1934年，我受聘为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ofliverpool）的助理讲师，教授银行学及财务学，两门我几乎不曾接触过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到了1935年时，伦敦经济学院聘我为经济学的助理讲师，我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教授独占理论（接替转到剑桥大学的希克斯），二是协助企管系的普兰特教授，三则是担任公用事业经济学的课程［接替已前往南非的巴特森（batson）］。有关独占理论的课程，对我而言并没有特别的困难。我们有罗滨逊夫人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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