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5月从柏克莱毕业后，我进入了商船服务。
就在出海后不久，舰长把我叫到舰桥上，问我是否愿意学习领航：大部分的高级船员都只受过基础教育，而我们的船正由旧金山航行到澳大利亚。后来，我真的成为领航员，而且乐在其中。我们往返行驶在旧金山与澳大利亚之间，并且进入新几内亚及所罗门群岛。
海上航行的岁月，让我有三年的时间持续不断地阅读，就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大战的最后一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alameda）的海事人员学校，教授领航的课程。这时我又一次接触摄影，而陷入两难的抉择；到底要当摄影师，还是进入经济学的世界？1941年夏季，我跟着农村安全署（farmsecurityadministration）摄影部主管蓝姬（dorrothealange），到加利福尼亚州中部山谷拍摄过境候鸟的照片。蓝姬一直想说服我当摄影师，她的先生泰勒（paultaylor）任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系，却鼓励我往经济学发展。结果是先生赢了。
钻研经济史
我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研究所就读——由于大学成绩乏善可陈，这是唯一接受我的学校。作为研究生，我所设定的目标，是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经济体系运作的方式及其成败。显然，经济史是最符合这一目标的范畴。我不敢说自己在柏克莱研究所学到了什么正规的经济学。当时影响我最深的教授，都不在正统经济学的主流之列——如布莱迪（robertbrady），在经济思想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罗金（leorogin），至于m·m·奈特（奈特的兄弟）虽然不相信理论，但是对经济史的事实及背景却了如指掌，后来成为我在柏克莱的导师，也是论文指导教授。我也曾用死记的方式来学习一些必要的理论，但却无法真正了解其中的精义。
事实上，我一直要到从事第一份工作，也就是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时，借着和高登（dongordon）这位优秀的年轻理论家下棋的机会，才开始真正学到经济理论。在三年的时间里，我们每天从中午下棋到下午两点，在棋艺上找略胜一筹，但在经济理论上是他指【經敟書厙】导我；更重要的是，他教我如何以经济学者的方式思考，而这项技巧迄今仍可算是我最重要的研究工具。
我的博士论文是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史，获得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奖助金，到美国东海岸从事基础研究的工作。那是收获丰硕的一年。我不只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墨顿（robertmerton）的社会学研讨课程，也接触了哈佛大学的科尔企业家中心（arthurcoleentrepreneurialcenter）。由于熊彼特是企业家学派（entrepreneurialschool）的导师，因此我受到他强烈的影响。我早期的研究以及著作重心，是由博士论文扩充的寿险分析以及寿险公司与投资银行的关系。
后来，我的研究工作转向发展一套分析性架构，以观察区域经济成长，我并在《政治经济期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标题为《区位理论与区域性经济成长》（locationtheoryandreginaleconomicgrowth）。由此一研究成果出发，我发展出一套主要的经济成长理论。
在经济史学会（economichistoryassociation）的某次会议中，我幸运地结识了当时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部主管费伯利肯。在1956年到1957年间，我应邀前往该局担任研究员，那是我生命中极为关键的一年。我不但结识了与局里往来的重要经济学者，而且每周会去巴尔的摩（baltimor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hopkinsuniversity）向顾志耐学习，他的指导给我非常深远的影响。在经济研究局那年所从事的实证研究工作，为我早期主要的数量化研究——1970年到1980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奠定了基础。
我在1944年第一次结婚。研究所求学时代，妻子在学校教书的收入是我们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三个儿子道格拉斯、克里斯多佛及麦尔肯，在1951年至1975年间出生。三个小孩都上学后，我妻子成为华盛顿州议会中出色的政治人物。
从我任职于经济研究局到1966年至1967年我获得福特教师奖助金（fordfacultyfellow）前往日内瓦从事研究的十年间，我主要的研究是美国经济史。成果就是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179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成长》（theeconomicgrowthoftheunitedstatesfrom1790to1860）。该书对市场如何在一个以出口为主的成长模型中运作，有直截了当的分析。
经济史新貌
到1960年时，年轻一代的经济史学者之间已然弥漫着一股騒动，尝试将这个学科从原来以叙述性、制度面为主的性质，转变成重视分析性与数量化。就在1957年我任职于经济研究局的那一年，该局和经济史学会共同针对美国经济成长展开第一次数量化研究的专案计划，并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斯镇（williamstown）举办了一场会议，我也发表了一篇有关1790年到1860年美国国际收支的论文。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经济史新研究方法之始。不过直到我早期的两位学生——任教于普渡大学（purdue）的休斯（jonhushes）以及戴维斯（lancedavis），才首度把有兴趣将经济理论与数量方法导入历史研究的经济史学者召集一堂。1960年2月，大家在普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大会非常成功，以后就成为例行的年会。与会人员包括经济史学者、理论家以及计量经济学者。会议进行期间，可以说百无禁忌，演讲人常会遭到严厉的批评，然而，我们都知道自己正在重塑经济史这门学科，因而备感兴奋。
我们在经济学界受到热情的接纳。各大学的经济学系迅速表示有兴趣聘用新经济史学者，或者说是我们自称的克里欧计量学者（cliometricians——克里欧是司职历史的希腊女神）。也因此，当我和华盛顿大学的同事墨里斯（morrisdavidmorris）共同规划这方面的研究所课程时，的确吸引了一些素质最佳的学生来加入经济史的研究工作。60年代与70年代初期，就业市场上的反应颇佳，我们的学生很快地就在全国各地找到工作。
1966年到1967年间，我决定把研究的重点从美国的经济史转到欧洲，也因此当我获得福特的奖助金前往日内瓦作为期一年的研究时，我决定重新调整研究方法，结果也导致我的学术生涯全盘改变。因为我很快地发现，新古典经济理论这一套工具，不足以解释中世纪以来欧洲经济中的基本社会变迁。
找寻新分析架构
新古典理论所关切的是市场的运作，同时又假设市场中存在能够运作的先决条件，但对市场是如何演进而来，则略而不提。再者，新古典理论是静态的分析，而我们需要一套动态的理论，来说明经济随着时间而演进的过程。我们所需要的新分析工具，在新古典理论中并不存在。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追寻能提供新分析工具的架构，因而引发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趣与关切。早在研究所期间，我就曾读过韦布伦及康盂斯的著作，也深刻感受他们对经济体系运作的透彻见解，但他们并没有提出一套理论架构。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用来解释以及分析经济史的理论结构。老式的制度经济学，因为无法能提供这种理论架构，也因此无从真正成为替代新古典理论的另一项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宗明义就表明了对制度面的关切，也提出了一些切中要点的好问题，并对长期的变迁有所说明，但是它的模型里头有太多的漏洞。其中主要的缺陷，是把阶级当作分析的单位，又没有将人口的改变纳为主要的变迁来源。至于新古典理论的长处，是在于毫不妥协地专注在稀少性的问题上，因此将竞争视为整个经济学的关键所在，同时以个人为分析的单位，并以经济的方式进行分析。如何能融合上述各种方法的优点于一套理论结构之中，正是我等为新制度经济学所作的努力。
为什么要专注在制度呢？在不确定的世界，人类设法以制度把人际之间的互动建立结构。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因此成为塑造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誘因架构（frameworkofincentives）。所谓制度包括了正式规则（宪法、法律、规定）与非正式的限制（惯例、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上述规则与限制的有效执行。执行者可能是第三者（执法与社会放逐）、第二者（报复行为）或第一者（自我要求的行事准则）。制度加上技术，决定了构成总生产成本的交易及转换（生产）成本，从而影响经济的表现。由于制度与采用的技术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所以市场的效率可以说是直接取决于制度面的架构。
我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史分析之中，初期的成果表现在两本著作上，一是1971年和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changeandamericaneconomicgrowth），另一本是1973年与托马斯（robert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theriseofthewesternworldaneweconomichistory）。这两本著作试图发展一些制度分析的工具，并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上。前者系找出在美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新的制度及组织如何演化形成。在欧洲的研究中，我们认定财产权的形成是经济表现的关键因素，同时也对照探讨财产权在荷兰与英格兰以及法国与西班牙这两组国家的演化过程。
上述两本著作仍是立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之上，但其中有太多不合理的缺陷，诸如制度是有效率的（不论定义为何）。更严重的是，在新古典的架构下，无从解释经济陷于长期低迷的现象。因此，我开始探究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个人的信念，显然是影响其选择的重要因素，只有短视的经济学者才会不重视观念、意识形态及偏见。一旦察觉这一点，就不得不对理性的原理作批判性的检讨。形成一套新的分析架构，是相当漫长的过程，包括了：（1）提出一套对制度的观点，能够解释何以制度所导致的结果，不能在长期内产生经济成长；（2）发展出一个政治经济的模型，借此来解释制度的基本来源。最后，经济学者还必需掌握，为何人们会形成能影响其选择的意识型态与观念。
经济组织的成本
科斯对演化中的架构提出了一项关键性的连结点．在《厂商的本质》一文中，科斯让我们思考经济组织的成本。不过科斯所关切的是决定厂商生存的交易成本，而我所关切的是关系到经济整体表现的交易成本。史蒂格勒曾经对我提到，他认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组织效率的重要性，可以和技术变动等量齐观，我也深有同感。交易成本提供给我审视经济组织成本的切入点。科斯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社会成本问题》，该文将新古典理论和制度面的分析连结起来。这篇论文所传达的理念是，当交易成本大于零时，制度会塑造市场结构，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很幸运地，我在华盛顿大学的诸多同事中，有几位在很早期就认真地研读过科斯的著作。张五常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机分校艾智仁的学生，他在芝加哥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时认识了科斯，之后他来到西雅图。张五常在交易成本理论上有一些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强调，量度财贷、劳务或代理商绩效的多元面向时，所耗费的测量成本乃是交易成本的重要来源（因为不完全的测量将会导致财产权界定不完整）。巴塞尔（yorambarzel）在张五常离开华盛顿大学前往香港大学后，继续他所留下的工作。我从他们两位身上学到许多，我的下一本书也明显受到他们的影响。
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andchanseineconomichistory）一书中，我放弃了制度是有效率的这项假设，并试着解释为何“无效率”的统治会产生甚至长久存在。我开始探讨历史上不同形态的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同时也研究意识形态的改变如何影响政治及经济的决策。在理论介绍的章节之后，我以八章的篇幅，对经济史重新诠释，时间自公元前八千年农业起源时代横跨到20世纪。
由于我们对政治过程的认识仍有欠缺之处，因此我一直在找寻志趣相投者来共同发展政治-经济模型。列维（margaretlevi）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者，她和我规划了一项政治经济的研究方案，但其他同仁对此却是兴趣缺乏。为此，我决定离开任教达三十三年之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