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之路 - 第十三章 诺思(douglass c.north)

作者:【外国人物纪实】 【9,802】字 目 录

久的华盛顿大学,而在1983年转到圣路易(st.louis)的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university)。这里有一批精力充沛的年轻政治学者及经济学者,希望能发展出新的政治经济模型。这次的转变后来经证实是明智之举。我在该校创立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centerinpoliticaleconomy),持续进行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研究。

政府的角色

政治学在理论上的核心难题,反映在公共选择理论所衍生的多元而相互冲突的观点。新公共选择领域有三部经典:布坎南与杜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thecalculusofconsent),欧尔森(mancur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以及唐斯(anthonydowns)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政府组织真如布坎南及公共选择的弗吉尼亚学派(virginiaschool)所主张的那样,是一头必须加以控制的巨兽吗?依他们的观点,国家好似一台庞大的窃盗机器。但是我曾提出的财产权的论点,却认为政府能创造安全而富生产力的财产权,成为经济成长的关键。显然我的观点和前述视政府为罪恶的看法是南辕北辙。这个问题其实一点都不新鲜。由麦迪生(madison)、汉弥尔敦(hamilton)及杰伊(jay)合写的《联邦主义者论文》(thefederalistpapers),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极精彩的说明。事实上,有了国家,你不能作什么,但是没有国家,你也不能作什么。从更深层的分析来看,阿罗的不可能理论,对加总个别选择的整个过程都有其价值。事实上,面对拥有多元价值与偏好的个人,把他们的选择加总起来,并无法得到集体化的理性选择。

这些议题都有待解决,因此也引发政治面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表现的基本问题。在《结构与变革》中,我提出了一套有关国家的新古典理论,以分析如下的课题;既然有效率的财产权制度可以提升总合所得而增加统治收入,为何仍有统治者要制造出无效率的财产权制度呢?事实上,这些无效率统治的源头,不外乎出自竞争限制(统治地位被竞争对手取代的威胁)以及交易成本限制(有效率的统治可能会耗费过高的征税成本,反导致统治者的收入减少)。

政治市场缺乏效率

在《政治的交易成本理论》(“atransactioncosttheoryofpolitics”,thejournaloftheoreticalpolitics,1991)一文中,我提出一套较为一般化的模型,来说明何以政治市场在先天就比经济市场缺乏效率;文中我也运用个人以前发展出来的基本交易成本架构来探讨经济市场。

交易成本包括测量成本与执行合约成本。在经济市场中,有客观的标准可供衡量交易的财货与劳务的物理诗性(如大小、重量、颜色等等);至于合约的执行方面,则有赖司法制度的力量。竞争固然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利器,但经济市场中仍免不了极高的交易成本。然而相比之下,政治市场更具有无效率的倾向。在政治市场中,候选人以政见来交换选票;由于每位投票者所占的份量微乎其微,因此投票者想充分了解政见的动机并不强烈;同时政治市场也不像经济市场有确保合约执行的机制;因此政治市场的竞争非常不完全。由于政治的议题复杂(再加上投票人缺乏了解政见的动机),导致意识形态的陈腔滥调充斥。换言之,由于政治市场的结构特性以及政治问题的复杂性,稀释了市场效率的誘因。

在整个80年代,我将精力投注于发展一套政治经济的架构,以探索长期的制度面变化,并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革与经济表现》(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一书。在这项研究中,我希望能发展出制度变迁的理论。我第一步就是将制度从组织中抽离出来。制度是竞赛的规则,而组织则是参与竞赛者。也就是说,组织是由具有某种目标函数的个人所组成。组织可以是厂商、产业公会、合作社(以上为经济组织),也包括政党、立法机构、主管单位(以上为政治组织),或是教会、运动协会、俱乐部(以上为社会组织)。组织以及其内部的开创者在追求目标达成的过程中(不管目标是厂商获取最大利润,或是政党赢得选举),可以视为是变革的代理人。由于来自制度架构的誘因,创造了让组织本身得以生存的机会。经济体系具有稀少及竞争的特性,因此组织是处于生存竞争的情况。竞争又促使组织设法修正制度性架构,以改善本身的竞争地位。竞争的强弱,将会决定制度变革的速率,而变革的方向,则会反映参与者的认知——他们解释外在环境的心智模式。

我利用这套架构来把荷兰与英国的发展经验与西班牙作对照分析。前两国的政府演化,催生了构筑现代经济成长的财产权;至于西班牙则是受到政治的拖累,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切入主观认知的因素

在这本书中,我开始认真思索“理性”的基本假定。显然地,对人们为何作出既有的选择,应该提出解释;也应该了解为什么共产主义或回教基本教义派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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