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迎合他们的价值标准。由于很早就离开学校，我变得早熟。后来我来到英格兰，原来为同样10岁的英国青年会比我老成，结果却发现并非如此。
似乎在冥算之中我已要成为经济学者，连那一种经济学者也好像早有定数——应用经济学者。这并不是把经济学应用到产业界或是结构性的问题上，而是在从事经济分析时，由制度面的背景来处理问题，因为我认为解决之道应同时兼顾制度架构与经济分析。
至于我要专攻应用经济学的哪一方面，也早安排好了。毕业后我担任的是商学系教授普兰特（arnoldplant）爵土的助理讲师，他也是我的指导教授。由于他的推荐，我才能获得奖学金以及助理讲师的职位（这是该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件聘用黑人教师的人事案，当然也引起一些反应。）基本上，他是位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但我却不是。然而我们在经济学认知上的歧义，却无损于彼此的情谊。
普兰特是专攻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他引领我走向这个领域，也建议我的博士论文选择这方面主题，所以我成为研究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我深爱这个研究题目，因此也就乐在其中。
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和其他年代一样），是一个生气蓬勃的地方。校园里可以说是百家争鸣，那些所谓“热门”的学科，往往有二到三位教授竞相开课，互相竞争，懂得门道的人总是能享受到知识的盛宴。伦敦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由于汲汲于探索多种相互冲突的理论而脑筋灵活，还经常要分辨知识的真伪，所以富于怀疑精神。该校向以培养优秀的经理人与差劲的国会议员而著称。
伦敦经济学院并重视凯恩斯学派（keynesianism），当时负责讲授此种理论的是年轻的讲师，知名的教授却对之嗤之以鼻。相反地，该校却是发展与推广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mics）的先锋，特别知名的有希克斯（johnhicks）、亚伦（royallen）、卡尔多（nicholaskaldor）、哈耶克（friedrichhayek）、罗宾斯（lionelrobbins）。
以事实验证理论
这就是我所处的研究环境。这个〖JingDianBook.com〗圈子里大部分的著作都是有关理论的建构：把文字转化为图表，再将图表转化为方程式。我是其中少数以事实来验证理论的人。
我在1937年获得研究产业组织的奖学金，从此开始投入这个主题。1948年，我抵达曼彻斯特（manchester），并出版了《营运成本》（overheadcosts）一书，这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
我对营运成本感兴趣的部分，是当单位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时的价格结构问题。柏莱图法则（partorule）认为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但如果在上述情况中引用此一法则，恐怕厂商就要关门大吉了。实际上，这种状况一如今天的航空业，在破产与独占之间摆蕩。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强制施行边际定价，并补贴厂商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之间的差额。从整体产业政策的观点来看，这似乎不切实际，而且我们也无法认同其正当性，因为许多纳税人将会被迫为自己从未享用的服务付费。假如我们从使用者付费的观点来看，那么问题将缩小到如何将固定成本分摊到使用者这个课题上。就这项问题，我是从铁路“对交通载运者收费”的原则出发，并结合罗宾逊夫人（joanrobinson）提出的新差别取价理论（newpricediscriminationtheory）。
营运成本另外一个层面是时间的面向。需求经常是不稳定而有波动，假如产出的成品无法储存，势必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发生生产能力闲置。如何分摊这方面的成本呢？我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就是把固定投资视为生产者所分担不同时间内不同产出的联合成本，大家各自就其能力负担，而且这些支出的总和不能超过总成本。
因此，我论文的重点，是要探讨在营运成本的不同计算方式下，产业的价格系统如何，而不是着眼于单纯的单位产出成本。这些价格系统包括：复式定价、不同时段的差别定价、数量折扣、权利金折让以及相关的制度问题，如交易印花、指定采购等，而有关定价的法律史也是我的兴趣所在。由于往后的二十年，英国广泛地实行价格管制措施，因此我的著作也就有了现成的读者。
混合型经济的管理
这项有关产业结构的分析，成为我闲暇时著作的背景资料，这些著作包括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名为《经济计划原理》（theprinciplesofeconomicplanning）。到今年正好成立满一百周年的费边社（fabiansociety），可以说是英国工党（labourparty）的智囊团。事实上，费边社成立在工党之前，并独立于工党之外。1947年，我曾参加费边社举办的一场研讨会，并宣读了一篇论文，主题是避免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以及必须采取的措施，结果遭到毫不留情的抨击。我对于他们情绪化的表现感到惊讶，于是向大会秘书长说：“你们真的需要委托专人对管理混合型经济（mixedeconomy）的问题和潜在风险进行研究。”他说：“为什么你不来做呢？”我想了一下，随即答应了他的提议。
费边社出版的研究小册，一般大约在二三十页之间，但是我的这份报告却超过了一百页。并不是我喜欢长篇大论，实在是如何管理混合型经济这个课题，的确需要这样的篇幅。这本书并不是开山之作，但刚好赶上议题广受讨论的时机，因此虽然探讨只能限于1948年英国存在的问题，后来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泛发行。书中对避免通货膨胀所开的处方，是属于凯恩斯学派的观点，也就是维持货币所得的年增率不超过3％。最近为了这次演讲，我又重新创览了这本著作，有一点引起我注意的是：混合型经济的施行，经常是为了顺应民众普遍深感挫折的浪潮，但最后总会迎面撞上国际收支的暗礁而改弦易辙（如1936与1981年的法国、1945年的英国以及1976年的牙买加）。针对一个新掌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府，其所实行的混合型经济将会遭遇哪些问题，实在有人该写本手册——一陈述，书名或许可以用类似“最初的两年”这样的标题。当然，这有待其他的作者来执笔了。
再回到我的学术发展历程。根据我的猜想，此一系列讲座的主办单位．是希望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如何和他所处的环境发生关联。然而，我个人的情况并不是这方面的典范。一开始我就说过，其实我最初想当工程师，但却隂差阳错地成为经济学家；我去大学任教，是因为并没有其他工作可供选择；而成为应用经济学者，则是因为那是我指导教授研究的主题。之后我的人生旅途，也仍然是循着这样的轨迹。我并不是在抱怨，因为比起别人，命运之神已经给我太多的眷顾。在此，我只是很忠实地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
1945年，我停掉产业经济的课程，教起一门并非我主动选择的课程：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当时经济系的代理系主任是哈耶克，他有一天对我说：“我们一直向学生灌输产业循环理论以及经济大恐慌的原因，但是目前进来的学生都是1927年出生的，他们对大恐慌并没有任何记忆，也就搞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你为什么不开一门课，来探讨一下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情势呢？”我回答说：“对你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两次大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哈耶克接着说：“那刚好！学习某种学科的最好方法，就是教这门学科。”这一段因缘，促成了四年后我所出版的一本小书，名为《1919年～1939年之经济回顾》（economicsurvey1919年～1939年），汇整了我们当时对1919年～1939年间世界经济的认知。
在今天来看，这些工作应该是属于计量经济学者的工作，只是当时计量经济学还未在经济学领域里建立起独领风騒的地位。丁伯根（tinbergen）在战时为英国经济所发展的模型，已经指出一条道路，但也不过是很一般化的方向。同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各项数据资料，可以说是相当匾乏。我曾希望透过阅读这段期间出版的各项经济文献，特别是财务金融周报之类，获得一些线索，但结果可说是一无所获。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已和当年大异其趣，经济学家行文之中，大量使用各种百分比和数字，即使我们每天阅读的报纸亦然，连一般的读者好像也得在脑袋里放一部个人电脑，以便随时能由一项指标跳到另一项指标。战前的经济学家，则常用“许多”、“一些”、“某些”等字眼，避免使用具体的数字。
探索经济大恐慌
回顾这段经验，我感觉，与20年代的所谓大繁荣相比，我个人在处理30年代的大恐慌上更为游刃有余。美国人自认为20年代的后五年，是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但这样的认知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根据，因为各项经济指标的表现只是平平而已。在这样错误认知的影响下，一般人往往认为20年代的世界经济景气也是普遍繁荣，从而低估了当时全球贸易相对停滞的现象，以及因此衍生的后果。当时主要的工业产品普遍出现超额供给，特别是纺织、钢铁、造船，以及煤等产业更为严重，使得英国、德国、日本与印度的重要工业生产中心失业问题严重。当时的经济学者，大都是从汇率失衡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但今天我们会称之为结构性的失业（strcturalunemployment），并寻求较积极的解决之道。我书中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发生大萧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却出现空前的繁荣，即未提出任何质疑，也未加以解答。我想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应该是全球经济在20年代后半期比50年代后半期更不稳定吧！
奇怪的是，30年代的大恐慌反而是较容易理解的。首先要避免碰触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经济大衰退？汗牛充栋的景气循环理论（tradecycletheory），提出了各种可能的成因，每种都是充分但却非必要的条件。要弄清问题，可能就像和八爪鱼打一场混战。
我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承认在前一个世纪中，每间隔四到十年就会发生衰退的现象。因此问题并不在于1929年为何会发生衰退，而是在于为何衰退一旦开始，会如此急剧地恶化？其间有何特殊之处？我们不可能只用两段文字，就对大恐慌的原因有完整的交待，但却可以将七项决定性的因素整理如下：1．当时美国经济的繁荣，和铁道——营建——移民——建筑产业的循环周期相重合。然而，随着美国国会通过从1924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营建业的景气自20年代中期开始减退，再加上30年代后前半段经济的不正常，遂导致整体经济全面恶化。
2.在20年代中期，由于农产品产量的成长速度超过需求成长，使得农产品价格在美国国内及国际市场上不断滑落。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与水准也跟着降低，而农村银行宣告倒闭的情况偏高。
3．当时的货币与财政主管当局相信，重振生产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所得的流通，而他们也的确如此执行。此举可能也使不景气雪上加霜。
4．德国产业的萧条和美国一样严重，二者间关系的效果加重了彼此景气的恶化。
5．各地的资本家普遍缺乏信心，从而减少投资。投资减少意味着生产降低、所得减少、产能过剩，从而使投资更为减少，形成了恶性循环。
6．纽约证券市场的气氛在20年代末期过度乐观，但之后却兵败如山倒，连不相干的消息也能导致股价下跌。7.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并提高关税。国际贸易量下跌了30％。
上文仅是对大萧条原因的叙述，并没有列示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的顺序或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是计量经济学者的事。我只是要借此说明，由于有这么多的不利因素聚在一起，难怪会造成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
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
在我看来，《1919年～1939年之经济回顾》的出版，还有两个未解决的问题，而我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也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加以研究。第一个问题是，决定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之间贸易条件（termsoftrade）的因素为何，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该书的中心课题。1925年之后，农产品价格下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加速蔓延，造成农村破产，银行倒闭，更促使若干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其实，这也是我一生钻研的中心课题，因为我的祖国一直深受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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