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种植咖啡，迫使他们投身劳力市场，赚取缴税所需的现金。
到了大战期间，我们可以感觉到整个气氛在转变。在和许多反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工党的国会议员交换意见之后，我感觉到权力核心已经对维系帝国失去兴趣，也准备逐渐放弃。1943年，我甚至还受殖民办公室（colonialoffice）邀请，担任新成立的经济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我的建议之下，该委员会对各个经济部门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化的调查。从这个过程中，我才清楚地了解，政府官员对于哪些是该做的事，彼此之间的歧见有多大。
1946年，伦敦经济学院为来自各殖民地的社会工作者，开了为期一年的特别课程，我应邀讲授基本经济学。但我实际讲授的是经济政策。我记得，有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痛斥英国派驻该国总督的某些政策，我打断了他，并且说：“假如你是贵国的部长，你会怎么做？你的国家将会在十年内独立，那时你可能担任部长或部门主管。数落英国政府的各项罪状，并没有任何禆益。你需要自己有一套积极的方案。你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这一年，就是让你有机会学习如何面对各种棘手的问题。”我对时间的预估稍嫌太早，这位学生的国家，系经过十七年而非十年才宣告独立——但除此之外我都相当正确，该名学生后来真的成为部长。
经济发展理论
我之所以要述说这段故事，是要用来阐释我著作中的一个重点。个人一直深信不疑，对经济成长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将自己拥有的资源发挥到极致，外在事件只是次要的因素。经济发展的专家应该要能提供官员务实的建议。然而，我本身却没有严格遵守这样的信条。我对历史的过程有兴趣，偶然也涉猎国际经济秩序的哲学思维，但其实我思考与著述最勤的，仍是国内政策的课题。
1948年，我前往曼彻斯特担任正教授，开始有系统地讲授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economics）的课程。该课程特别强调政策面，因此必须对社会学与政治实务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实务上，有些经济学家太强调价格机能，而忘却了有时从制度面着手改变，可能比价格的改变更易解决问题。同样地，也有若干结构派经济学家，极力避免使用价格作为政策工具，因为它可能对所得的分配与波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两派经济学家之间，我算是立场中庸。1955年，我出版了《经济成长理论》（thetheoryofeconomicgrowth）一书，目的之一即是要具体说明这些论点，同时对经济面有兴趣的人，也会发现到该书对社会面作了完整的铺陈。
我个人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所谓的两部门模型（two－sectormodel），也是经过对长期所得分配的观察与深入研究所获致的成果。根据我曾读过的约翰及色芭拉·汉蒙德（johnandbarbarahammond）的研究报告，产业革命并未提高城市的工资水准。假如这项结论是正确的，那就可以解释何以国民所得的组成中，利润所占的比例会提高，这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者所预期的利润比例为固定的观点，可以说完全相反。实际工资的恒常不变，我认为与另一项难解之谜有关。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例如锡兰（ceylon，称斯里兰卡）已经开发了一百年。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还是那么低落？这是对已受相当程度文明洗礼的锡兰，又是怎么回事？
弹性无限大的劳动供给
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必须打破既有知识上的局限。所有我曾学习过的一般均衡模型（generalequilibriammodels）中，劳动的供给弹性均为零，所以增加任何投资，将会提升对劳动的需求，使得工资上扬。然而，如果设定劳动的供给弹性为无限大，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这个模型下，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利益，完全归属于雇主以及极少数高薪阶层的员工，广大工资微薄的都市劳工是没有份的，因此成长只会带来利润的增长。在大宗物资市场方面，由于热带农作物的供给无限，因此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也曾全部由工业界的买方所享有，其道理与前面是一样的。
两部门模型的提出，立即吸引了全球经济学者的注意，因为它可以应用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但我们必须特别小心，先确认此一模型的确适用于某种特殊的情况，再实际加以应用。在研究像是移民问题时，这些模型特别有用。移民问题在战后成为备受瞩目的课题，是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不管是已开发或是开发中，都面临了人口大量移动的问题，包括城乡之间的移动以及从贫穷国家移向富有的国家。例如，由墨西哥迁往美国，或是土耳其人大批向德国移民，都可用此模型来研究其所造成的影响。人口爆炸、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unemployment）、婦女走出家庭投入就业市场等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城市劳动供给过剩，不可能达成充分就业。这些缺乏技术的劳工，其工资水准有一定的上下限，如同具有无限大的供给弹性。当然，我们无意也不需要设定绝对的弹性无限大。
现在，这个模型的影响与冲击已经大幅减低。由于大学生已经不再被灌输劳动供给弹性必然为零的模型，所以弹性有可能几近无限大的说法也就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事实上，在往后的几年，曾有一些书籍与专文探讨此问题，但最初的热潮已消退了。
全球出访
1950年后，我曾访问第三世界许多地方，这和我在1947年与葛莱蒡斯（gladysjacobs）结婚有关。她来自邻近的格林纳达（grenada），也是在新教徒的家庭中长大。由于她全心全意照顾两个小孩和我，因此我到各地访问就无后顾之忧。至今我们仍相守在一起。
我出国访问，有时是担任咨询顾问，有时是参加会议，有时则是前往任教。咨询顾问的角色，已逐渐在消失之中。以60年代为例，如果一位学者在某一学问上专攻十数年之久，同时对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作法也都有相当的了解，那么在造访一个国家并应邀提供各种意见时，他大概一定会说：“甲国正在实施这项计划，而乙国则正在尝试另一种作法。”不过到了80年代，这些国家都已经雇用了为数不少的专业经济学者，而他们在经济分析技术及政策方面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可能仍乐于与你一见，但是关于他们的经济问题，他们本身的了解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你了。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四处拜访中的所见所闻，让我获益良多。例如，我一直未加入争取高等教育经费不设限的行列，可能有部分是因为埃及与印度的经验，让我对所谓的吸纳容量（absorptivecapacity）感到怀疑，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责任感。在我担任西印度群岛大学（universityofthewestindies）副校长期间，我就从不向财政部长多要一分我认为不该要的经费。正因为如此，我在教育方面的专题报告或论文，都是从人力资源预算（manpowerbudgeting）的方法来切入，而不用当时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已没落的边际生产力（marginalproductivity）分析法。
在加纳（ghana），我首次目睹过多移民涌入城市产生的后果，于是开始动笔撰写这方面的问题。
在牙买加，我初次观察到目前通称为“荷兰病”（dutchdisease）的现象，也撰写了相关的报告。该国的某一项产业只雇用极少数的人员，却为该国赚进大量的外汇，也支付员工极高的工资。由此造成其他产业的工资随着上扬，超过业者所能支付的程度，终于导致失业的问题。
在印度，我碰到了贫瘠地带的问题，数以亿计的人民所赖以为生的土地，根本无法生产足以维持高生活水准的产出。至于我有关发展规划的著作，系以我为加勒比海以及西非诸国研拟经济发展计划的实际经验为基础。
我在许多国家中学到了政治问题在许多层面的困难之处。其中最简单的层面要算管理的问题，就是以或多或少符合规定的方式，把事情都如期完成。另外一个层面则是如何将贪污舞弊情事减到最少，如果这个问题和任人为親相结合，情况就更严重，可能会导致指派不称职的管理人员。最后，我注意到的是，这些国家大都不是由同质的人民所组成，在宗教、语言、部族或种族上有歧异。我所写的《西非的政治》（politicsinwestafrica）一书，既点出了这些问题，也提出了若干对策。本书出版之际，曾经遭受严厉的抨击，不过，现在该书的分析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为发展中国家贡献心力
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可以分为悲观及乐观两派。悲观派也不是见解完全一致，有些人认为，对外贸易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因为贸易将摧毁原有的手工业，同时又引发对进口财货的需求。另有些人则担心多国籍企业的问题。还有人相信，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财务援助，一些最贫困的经济体将无法起飞，然而这些援助的额度却经常不足。我个人一直是属于乐观派，因为一开始我就认为欧洲人能做的，我们也做得到，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其后看到开发中国家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发展速度，更让我们相信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获得相当的成就。
在此，我要提醒一点，有关经济成长的研究充其量只处在婴儿期。各个国家起落浮沉不定，我们实在很难预测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哪些国家在经济上会有最好的或是最坏的表现。不只对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亦然。经济学在解释过去二十年所发生的种种现象，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但是谈到预测未来，则常是沦为意识形态上的论述。
在1957年～1973年之间，我曾有九年的时间离开研究工作，任职于行政体系，包括：纽约联合国总部、加纳总理恩克鲁马（nkrumah）博士的经济顾问、西印度群岛大学副校长、加勒比海开发银行（caribbeandevelopmentback）总裁。这些工作的磨练（相较于早先赴印度与加纳的现察访问），让我学得诸多行政管理的经验，但在经济发展理论相关事情上则收获有限。目前我已经出版了十本书以及将近八十篇的研究论文。如果那九年我仍在大学担任教学与研究的工作，应该还可以再多写一本书以及十多篇的论文。不过当时我致力于建立一些高素质的组织，希望它的高标准不但能产生丰硕的成果，也可以鼓舞其他的机构起而效法。其间偶尔也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有次我在巴巴多斯（barbados）的一个酒会上，碰到一位年轻的会计师，我问他为何没有看到我们的征才广告而来应征。他说：“我本来想申请，可是一位朋友对我说，千万别到那家银行，因为你会忙坏了。”我说：“我从来没有要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回答说；“你是没有，可是你自己那么认真，其他人都不得不以你为榜样了。”
回顾我这一生，可以说像一种奇妙的混合物。我曾经历过所谓转型期，因此了解转型前后两端的状况（尽管整个转型可能还没有完成）。我曾经遭遇各种常见的歧视——投宿遭拒、受到推荐却工作不成、种种失礼的对待等等。然而，有时预期会吃闭门羹，却发现大门敞开。我早就习于作打破惯例的第一位黑人，而随着过渡期种种新机会的出现，这种情形是愈来愈少了。身为种族的一个表率，多少会有压力，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其他人正在后面一路追随我的脚步，他们是否会吃闭门羹，有一小部分应该和我个人的表现有关。诚如我在一开始所说的，我从没有想到我要成为经济学家。家母曾教导我要全力以赴，而这正是我一生努力去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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