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94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部的统计研究组担任数理统计工作。该部门的设立，主要是为军方及其他从事战争研究的团体提供统计方面的协助，在编制上隶属于战时创设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of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霍特林是这个单位的理论顾问，而沃利斯则是执行长。这次的经验让我有机会和来自不同领域的自然科学家共事，否则我不可能和他们有太多的接触机会。我必须运用统计的方法来处理非经济的数据资料。出乎意料的是，在解释战争相关资料的作业研究方面，社会科学家经常比自然科学家还管用。原因很简单：社会科学的学者惯于处理杂乱无章的资料，而战争期间的资料正是一团糟；自然科学家所处理的往往是在受控制的实验下所产生的精确资料，因此面对实地搜集来的资料大都是一筹莫展。
令人存疑的预测
这段期间发生了一段揷曲，使我日后对经济预测——特别是根据复杂的多元回归所作的计量经济预测持怀疑的观点。当时有一项耐高温合金的开发计划，由我们提供统计上的协助，这些合金将作为喷射引擎的村里以及涡轮增压器的叶片，而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铝、镍及其他金属。喷射引擎与蒸汽涡轮的效率，主要取决于运转时的温度。温度只要稍微提高，即可大幅提升涡轮、涡轮增压器或喷射引擎的效率。这项实验分别在麻省理工学院、匹兹堡的巴特尔实验室（battellelaboratory）以及其他地方进行。
我们这个小组对实验的统计设计提供建议，并分析大部分的实验成果。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我根据大量数据资料计算出在不同温度下合金成分与合金强度的多元回归。我的想法是，利用导出的方程式，应该能够找出产生最佳成果的合金组合成分。从纸上作业来看，我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完美无暇。方程式的配适度极佳，显示有一种全新成分的冶金，可以大幅超越目前任何既有合金的强度。测试的方式，是将相当的重量悬吊于该合金样本上，并置于一已加热至稳定高温的炉内，然后测量多久之后会断裂。当时最好的合金，大概在十到二十个小时就会断裂；而我的方程式却预测，这种新的合金可以维持大概二百小时之久。多么惊人的成就！
经济预测可能要耗上十年的光隂，才能取得所需的新证据，自然科学在这方面就有利多了，你随时可以测试一些预测。所以，我打了个电话给共事的麻省理工学院冶金专家，要求他按照我的规格制作一些新合金，然后予以测试。为了保持必要的记录，这些合金必须加以命名。我对自己的方程式颇具信心，因此分别以f1及f2来命名，但我还没有自信到告诉这些冶金专家找的方程式所预测出的断裂时间。这种谨慎证实是明智之举，因为f1合金在两个小时左右断裂，f2则大概维持了三个小时。从此以后，我对自己或其他人利用多元回归方程式所作的经济预测，都抱着高度存疑的态度。
在我演讲的最后部分，我要把话题转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层面。在座可能有人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曾经遭受批评，而主要的论点是：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科学。其中批评最力的当属米达尔（gunriarmyrdal），这位瑞典的经济学家曾和海耶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奖，但之后却有了不同的想法，并撰写一系列的文章谴责此一奖项，也对自己曾经受奖表示遗憾。他表示，经济学并不是一门和物理学、化学或医学有着相同意义的科学。
经济学也是科学
我相信米达尔是错了。我们应该把经济学家所做的科学工作和他们所做的其他工作加以区分。经济学家既是社会的一员，也是科学家。我们并没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在纯科学工作上，但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当然也是一样。基本上，我相信经济学所具有的科学成分，和物理学、化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成分，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错，物理学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实验室下操作，而经济学家则不能，这点是那些持不同看法的人所经常强调的。但是光凭这一点，实在不足以否认经济学的科学性。大气科学是一门大家公认的科学，但几乎不可能进行控制的实验，在许多其他的科学领域也都有类似的限制。经济学家固然不太可能执行控制的实验——虽然有些是可能的，也已经在作了——但是未控制的实验，经常会产生近似控制实验的资料。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要比较不同的经济制度，有那一个控制实验会优于东德与西德的经验呢？这两个国家以前是同一个国家，人民背景相同、文化相同、遗传基因相同，但却因为意外的战争而分裂为两部分。在柏林围墙的一边，是相对自由的经济体制，而另一边则是集体主义的社会。
所谓的控制实验，也并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两种不同的状况之间，可能存在着无数的差异，想要将之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相信在所谓的控制实验与未控制实验之间，原理上存有任何差异；同样地，不论是在物理学或经济学的领域，进行科学工作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分轩轻的。我们有必要清楚区分一个人在科学研究领域所做的事和他身为一个公民所做的事。这样的观念，在物理领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经济学。就以星球大战计划（starwars）这个热门的争辩议题而言，有些物理学家声明反对星战计划，但却有另一批物理学家支持这项计划。很明显的，这些不同的声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已获大家认同的科学知识，绝大部分反而是这些物理学家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政治事件的判断等等。要评价他们在科学上的能力或贡献，凭借的不该是这些声明，而应该是他们在科学上的工作。我相信，这种作法也适用于经济学家。
广泛的社会关怀
再回到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我曾在公共政策上扮演非常活跃的角色，并希望能影响公共政策，我也常公开演讲或是撰写有关政策问题的文章。不过，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我的身份是一位公民——希望是一位学有专精的公民，而与我的科学能力无关。我相信，由于具备了经济学上的知识，使我能够对一些议题作更好的判断。但是，基本上，我在科学上及学术上的成绩，不应该由我在公共政策上的活动来作评价。
刚才主持人在介绍我的时候，曾提到我希望接受同行的评鉴。他提到的这段揷曲，是发生在底特律的一个停车场。就在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的那天早上，因为先前我已答应当天到密西根州，为该州要求平衡预算与搏节开支的法案修正作巡回讲演，因此必须一早就离开芝加哥。我抵达底特律机场时，负责推动修正案的代表前来迎接，并带我到底特律记者俱乐部参加当天演讲之前的记者会。当我们到达俱乐部的停车场时，看到现场众多的记者和电视台的人员，真是吓了一跳。当场我就说，我很惊讶推动修正案的努力会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就在我从车子里面走出来时，一位记者伸出麦克风，紧贴在我的脸上说道：“你对获奖有什么感想？”我说：“什么奖？”他说；“诺贝尔奖。”很自然地，我表达了获悉这个消息的喜悦。记者又问：“你认为这是你学术生涯的顶峯吗？”之类的话，我说不是。我又说，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对我未来五十年工作的评价，会比七位瑞典人目前怎么看我的工作成绩，更让我感兴趣。
当我在密西根州巡回讲演的时候，我并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来作这件事，而是以一个深切关心公共问题的公民身份。同样地，我投入平衡预算及撙节支出的联邦宪法修正案相关活动时，也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从事的。
一般大众都有一个印象，经济学者之间永远意见不一致，甚至还说，假如房间里面有三位经济学者，那么至少会跑出四种意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把经济学的科学面由其政策面与价值面抽离，那么不管经济学者的政治观点为何，他们之间都有相当广泛的共同见解。我曾不只一次参加包括由经济学者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专家共同组成的团体，我一再发现，当任何议题开始讨论大约十分钟之后，所有的经济学者会逐渐站在一边，共同对抗其他所有人——不管那些经济学者是左派、右派还是中庸派。
从整体来看，诺贝尔奖是否有什么正面效果，我个人一直极为存疑，但是我相信除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怀疑也同样适用于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已经聊了很多方面，不过不晓得是否已经清楚说明了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项主题。最后我要说，身为一位经济学者，成为我生命中喜悦与满足的源泉。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令人着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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