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孤立让屠能耗去甚多宝贵精力去发现所谓由上帝赐予之公平工资的计算公式√ap，他甚至要求把此公式镌刻在他的墓碑上。高森的著作艰深无比，不是因为他的分析性质复杂，而是因为他的表达方式失之艰涩隐晦，令人难以卒读。库尔诺的书亦有类似的缺憾：尽管文笔流畅，可惜他用的数学语言，当时没有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能够理解。
假如说科学工作是社会活动，那么发现却绝对不是。发现新理论或是从现有理论中发展出新方向，是一项难以理解的创造性活动，至少对我而言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对于发现边际效用理论的为何是杰文斯（jevons）与高森，而非小弥尔与其父——后两位的才华与能力皆毫不逊色——所知极为有限。对效用理论为经济学专业工作者所采用，我曾经解释，这是等到19世纪后半叶经济学成为学术领域正式的学科之后，边际效用的理论才能发挥作用。就算这种说法正确，还是无法解释，何以澳大利亚悉尼制币厂的年轻金属成份分析师（译者按：指杰文斯），或是并不起眼的德国小公务员（译者按：指高森），能够具有这样的观念。
追索新观念的起源
也许我们可以来谈一下有关经济学界新观念的起源。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新的经济观念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批判性的态度检验其他经济学者的观念而得到的；另一种是直接设法解释某些实际现象。其实这样的分类并不是完全互斥，因为其他经济学者的观念或想法，其实归根结底也可能是指向实际现象，所以也会引导我们到那些实际现象。但尽管如此，我相信这样的分类仍具有某些价值。
让我们看看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晚期的两位大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与马歇尔。瓦尔拉斯企图要建立一套一贯性的理论架构，以解释企业经济的本质。然而他那优雅的架构志不在解释任何可实地观察到的企业行为，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需求曲线呈现负斜率的现象——但即使这个观点也没有很清楚地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马歇尔则想要解释时间在价格形成及资源分配中扮演的角色，这是他《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主要贡献。他也对前辈经济学者的理论，提出许多改进或修正，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他界定了土地的要素（即土地的空间性关系以及气候的年度变化），这正是李嘉图所谓土地的原始与不可损毁的特性。不过，马歇尔的着眼点主要是解释经济现象，而不是修正前辈的理论。
我可以再进一步探究马歇尔这两方面的研究。他在提及时间因素在经济上的影响时，举出许多每天可接触到的实例，因而市场价格、短期及长期正常价格，都成为标准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至于他对土地赋予新的定义相当精妙，把李嘉图土地所具实证内涵加以隔绝，但此一见解并没有对后来的经济学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个人归结可能的原因是，马歇尔并未能说明，这样的土地概念在实证或政策涵义上有何价值。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将经济学不断往前推进的直接动力，绝大部分是为了改进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系列的代表性学者有李嘉图、小弥尔、埃奇沃思、庇古以及大部分的当代经济学者。至于直接针对实际现象给予解释说明者似乎较少，这可能是因为实际的现象常常呈现无序混乱而难以清楚计数的特性。除了马歇尔之外，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亚当·斯密、凯恩斯及弗里德曼。
几千年来，大部分新的或鲜为人知的观念，应该都是错的：若非如此，想成为一位满腹经纶的学者，岂非要千辛万苦读尽世间的道理？许多所谓“新”的观念，其实一点都不新，只是知道的人比较少，而且大部分所谓新的或是鲜为人知的观念，经常是错误或是没有价值的。
持续的动力
因此我们要问，一门科学是如何采纳新的观念？要答复这个问题，就得再回到科学工作中的社会性因素这个课题。一项新观念纵然其价值终能广受肯定，通常也未必能很轻易地被一个学科所采纳。新观念可能是探讨新事物，也可能是对熟悉的事物从新的角度来观察，但新观念的价值与用途，并非不辨自明，它们也没有任何标笺或光环可以彰显其价值。不论所发明的新观念有无价值，那些发明者常有的说法似乎没什么不同。
因此，一位成功的创新者在提出一项新观念后，会发现到他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事实上，可能还不到一半，因为别人对他的观念一定会有批评与误解，使他必须对新观念作更深入的努力。为此，他将有必要说明他的观念可以如何深入地发展，如何运用到一些有趣的领域，其中种种缺失又该如何加以弥补。假如他能招收一些热心的弟子共同努力，会在工作上得到相当大的协助。弟子们不仅能协助理论的发展，而且还能拓展不同的论点，这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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