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宣扬理念所作的努力，正是散布观念的最佳方法。
假如发现者缺乏继续追求新观念的动力或条件，那么新观念就好像处于休耕状态。有太多极富创意的观念，可能要等上数十年，才会受到重视而广受讨论，不只库尔诺与高森如此，就连许多相当成功的经济学家，如埃奇沃思与柏莱图等人也不例外。在此顺便提一下个人的经验，我经常在作完一项研究主题之后的很短时间内，又接手进行另一个主题，当我读到科学发展史时，常不禁惊觉，这实在是一大缺点。
拓荒资讯理论
我对经济学作出的最重要贡献，无疑是在资讯理论（informationtheory）这方面。我整个观念构思的起源，倒并非不满意经济理论通常总是假设，经济体系里的各个角色对市场与技术等等都具备完整的知识。我所在意的是，经济理论中未曾解释，为何几乎每一项产品或劳务，在一特定的时点上，都出现多元而非单一价格。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包括部分来自实施反托拉斯法产品的价格资料，即使是可以认定为同质性的产品，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价格差异。钱伯霖产品差异性的说法，似乎是最顺理成章的解释，但此说并无法适用于汽车零售市场中同款车型以及烟煤等产品上。除了产品外观近似的考察外，有关价格的变动，乃至造成价格分歧之因，似乎均无法从独占性竞争理论中导出有意义的实证预测。
因此我想到，是知识的昂贵代价造成了价格的差异。收集资讯不可以分文不花，甚至还得加上交通成本。为了买一款车而走访8家甚至10家的汽车经销商，可能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还得加上交通成本。为了跑第二家超市比较价格，可能需要多花20分钟，而对一个美国成年人来说，20分钟的平均价值可能是3美元左右。
从买方寻求最低价格或卖方寻求最高价格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演绎出许多的推论。很明显地，价格歧异的程度与平均价格之比，会随着产品价格增高而降低，因为搜寻资讯的成本不会因商品价格较高而等比例地提高。汽车价格的离散程度相对于其平均价格，应该会比微波炉来得小。同样地，知识的价值也会随着时间而消退，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经常重复购买的财货，比起同样价值但不常购买的财货，其价格分歧的现象会来得较小。为搜寻资讯所投注的心力，也与居住在某一地区时间的长短有关，因此，观光客常要比当地人付出更高的价格才能买到同样的产品。
我把这项理论应用到劳动市场，发现此一理论也有助于解释许多我们观察到的工资形态。除了价格之外，资讯还有一个重要面向，在此我将资讯应用于完全不同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寡头垄断者之间的勾结，而其重点是要侦测出他们背离勾结协定的现象。我引用的是可观察到的数量，而非观察不到的交易价格，用以侦测他们之间暗中较劲的行为。我也尝试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广告的功能，这和传统经济学者对广告持敌视的态度，可以说是大异其趣。
我必须承认，当年我绝没有想到在往后的二十年间，经济学的领域里竟然会冒出这些形形色色的资讯问题。有一段时间，似乎所有经济学期刊的论文，都非得冠上“不对称资讯”（asymmetricalinformation）。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课题，仍然取之不竭，而我最近也回到政治资讯的问题研究上。
早期经济学界几乎没有任何有关资讯经济学的文献，所以资讯经济学可以说是我的创见。到后来我才知道巴贝基（charlesbabbage）在所谓的价格验证（verificationofprices）中，曾提到对此一问题的处理建议。
涉足经济管制领域
我个人在经济管制（economicregulation）理论方面的工作，则有一段不同但却有关联的研究历程。从60年代初期开始，我就对一些公共管制政策进行研究，诸如：各州的公用事业委员会对电价的管制，证券管理委员会对发行新股的管制，以及反托拉斯法等。我之所以会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因为我对经济学界普遍的作法——把法律条文视同实务运作——深表怀疑。我的研究发现常常颇令人诧异：电力事业的管制并没有帮助到家庭用户；而对发行新股的管理，也并没有帮助到购买这些股票的孤儿寡婦。
我直到很晚——该说是晚得不可原谅——才提出了一个最明显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公共管制？我尝试从不同团体的成本效益来看问题。这样的分析法，显然和主流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不符。后者认为，引进管制政策，只是单纯地表示立法当局回应高涨的公众需求，以保障公共利益。而追溯公共需求的起源、则是因为某种社会之恶的存在与滋长，导致力主改革的人士希望唤起社会大众的注意。然而这种所谓的“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理论，难以说明保护性关税（protectivetariff）或是农村方案等措施，更无法解释政策制定的时机，例如，为何社会安全制度会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实施，而不是19世纪90年代或20世纪50年代？
我在经济管制的研究工作，和其他学者有较密切的关系，这是和我在资讯研究上的不同之处。唐斯（anthonydowns）、布坎南以及塔洛克（gordontullock）等人早就开始致力于将经济学的逻辑大量应用到政治学的研究上，但我的研究方法和他们不同，主要的差异是我非常强调实证导向。
上面各例中的理论，都是属于我针对实施观察到的现象提出解释，和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工作只有极少甚至没有任何关联。为了对照说明，以下也举出一些我从经济文献中发现问题并加以研究解释的例子。
决定企业的效率规模（efficientsizes）的因素，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经济学者一直尝试为每一产业的厂商找出所谓的最有效率的规模，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有三种：（1）直接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各项可见成本；（2）直接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投资报酬率；（3）依据技术资讯，预估成本函数。这三种方法都有严重的缺失，除了资料取得的问题外，也常存在一些逻辑上的问题。
我的解决之道，是诉诸于达尔文式的方法，其实艾尔契安（armenalchian）也曾经用过类似的方法。我的基本论点是：假如想知道老虎和豹何者为强，只要把它们关在同一个笼子里，几个小时后再回来看看就好了。同样地，只要看每个产业中能够竞争的厂商究竟规模如何，也就可以推论出效率规模——这就是所谓的生存者方法（survivortechnique）。
这种方法似乎很直截了当，后来我发现小弥尔这位优秀的经济学前辈也曾提出相似的看法。但是这种方法有很长一段时间遭到强力的反对。我的研究报告是在国家经济研究局任职期间撰写，但当时他们不愿意出版，可能就是因为争议性太大了。
要发现新事物，并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方法，但假如真有，那么我们绝对可以发现。在我看来，弗里德曼卓越的消费函数理论，乃是产生自一堆可观察资料所呈现的谜题，而阿罗著名的不可能理论，则是源自对社会决策过程的深入思考。
生活经历与研究工作的关联
在此，我要提醒各位——虽然我承认这应该在演讲一开始时而非结束前提起，我个人十分同意，对一位学者个人生活的认识，经常会妨碍而非增进我们对他研究工作的理解。不过，显然我的观点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否则伯烈特教授就不会举办这一系列的演讲了。
这种传记式的研究法之所以会造成误导，是它的信徒经常只撷取某位学者一生中的某些片段或事件，而该一片段或事件刚好能解释这位学者的某一特定的理论。在此举一些十分荒唐但真实的例子：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因为有过生活在小岛上的经验，使马尔萨斯（mslthlls）感受到人口过多的可怕；另一位则说，小弥尔不可能是《原理》（principles）一书的原创人，因为他只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写成该书。
我无意主张一个人的研究工作和他的生活是不相干的。如果我是到哈佛，而非到芝加哥攻读博士，那么可能我将会是独占性竞争的信徒，也可能是研究投入产出表的学者，或甚至是成为梅森产业组织学派（masonschoolofindustrialorganlzation）的成员，但是，我却不认为这些可能性有多高。我已经不再是奈特及西蒙斯的忠实门徒，虽然我仍然非常景仰他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思想风格，而且最终总会显露出来。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所处的环境能完全置身事外，但至少可以说明环境的影响并不是非常明确的。
假如我们只能训练学生成为自己的忠实信徒，那么科学进步的远景将是一片萧瑟。我个人对此深情不疑。假如各位因为听了我的讲演，而对我在科学上的研究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么我深感喜悦与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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