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也不了解自己的底子根本不足以研读这本书。所以我开始阅读，并且一路和波拉德讨论念过的章节，从初次接触《通论》开始，我就被经济学迷住了。
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一样，我之所以会被这门学科吸引，不外两个原因。其一，经济理论是一项迷人的知性挑战，与数学或奕棋相似。我非常喜欢分析与逻辑论证，由小学到大学阶段，代数可能是最令我眼界大开的科目。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透过经济学的研究，显然可以对经济大恐慌及其为全球政治走势所造成的可怕影响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提出解决之道。我个人并未身受经济大恐慌之害，但透过我的双親，我能深入感受到当时政治与经济面的各项问题。家父系一位学识丰富、心思细密的自由派人士，家母则是社会工作者，她的一辈子几乎都在处理失业与贫穷的个案。
就我个人的观察，对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而言，第二项因素在引发学习兴趣与献身决心上影响更为重大，这是和后来的经济学者不同之处。他们所以被这门学科所吸引，绝大部分是因为经济问题的解答，能让他们发挥处理数量化问题的专长。
由于有了凯恩斯，经济学让我充分领略两个世界的极致。我着迷于凯恩斯理论和正统古典经济学家的抗衡，他对普遍笼罩着的错误作全面颠覆，进行鼓舞年轻人的经济学圣战。真理得彰之后，我们得以获得自由，也同时可以达成充分就业。我早已是新政（newdeal）的热诚信徒，对萧条、失业与贫穷极为关注。按照凯恩斯理论，罗斯福总统采取的美元贬值以及政府赤字支出政策，在经济学上都是正确的作法。
凯恩斯的震撼
怀着一腔热诚，再加上没有过去理论的包袱，我比哈佛的许多前辈，更早也更深入地接触凯恩斯的新著。凯恩斯是后来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启建者，当时和他共事的年轻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以“整体的产出理论”来形容凯恩斯的理论，这实在是相当贴切的用语。与这种理论恰好形成对比的，是针对特定市场或部门的产出与价格理论，也就是目前通称的“微观经济学”。当时专攻经济学的学生在修过经济学原理后，最主要的理论课程内容正是这些。我喜欢这门新学问采用的方法，即把整体经济情〖JingDianBook.com〗况以一套联立方程式的系统加以模型化；当时我除了代数外，还修过微积分。事实上，希克斯和其他一些学者，曾很清楚地列示如何用这样的模型，来表达与分析凯恩斯的理论以及它与古典论的不同所在，他们说明得甚至比凯恩斯本人还清楚。
当时的哈佛已然成为凯恩斯学派进军新世界的滩头堡，但资深的教授大多怀有敌意，其中有复苏计划。哈里斯（seymourharris）是个例外，他很早就转向支持凯恩斯。他对我们这些大学部的学生有相当重要的启发，而对我更是照顾有加。哈里斯可以说是一位学术界的企业家。他是《经济与统计评论》（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的编辑，也是在登斯特堂（dunsterhouse）讲坛的资深教授，他在这两处开放篇幅与课堂，供大家尽情辩论各种经济理论与政策。
年轻一辈的教授以及兼任教职的研究生，都对凯恩斯的著作反应热烈。他们如此热衷的原因，基本上和我类似，但他们在经济学上的素养却比我要高。其中有七位合著了一本颇受欢迎的《美国民主的经济方案》（aneconomicprogramforamericandemocracy）小册子，以左倾的观点来鼓吹这套崭新的学说。
至于最重要的事情，当属汉森前来哈佛，并担任经济学的立陶尔讲座（littauerchair）一职。汉森从明尼苏达大学转来哈佛任教的那一年，刚好50岁；同年，我也开始了经济学的课程。一开始，汉森对凯恩斯理论是采取批判的态度，也曾出版对《通论》冷淡的评论。后来，他整个想法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对任何时代的学者来说，都是极不寻常的，特别是如果自己早期的观点还已经印成了白纸黑字。汉森成为美国鼓吹凯恩斯理论与政策的领导者，他所主持的财政政策研讨课程，可以说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中心。在华盛顿位居要职的官员，与学校的师生齐聚一堂研讨；我不禁觉得，重大的历史似乎就是在那间课堂中写下的。对大学部的学生来说，立即的受益就是由汉森親自教授宏观经济学，不过当时还是归属在货币银行学的科目底下。对我来说，汉森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而数年后，他也成为我的至交。
两种理论间的折中
我获奖的学士论文，就是探讨我认为属凯恩斯及其攻击的古典经济学者双方的中心理论。传统的经济学主张，价格的变动可以发挥清理市场的效果，价格上扬可以消弭超额需求，而价格下跌则可以消弭超额供给。应用到劳力市场，则意味着工资降低可以消除失业。劳力有超额供给，不可能是长期均衡的现象。除非法律或是工会限制工资下跌，否则由于追逐工作机会，工资必然会下跌，从而为失业者恢复或创造工作机会。这是传统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应用，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观念。经济体自私而短视，他们对自己能接触到的市场讯息，会考量个人利益而作出反应。在每个人追求最大私利的情况下，却奇妙地使整个社会蒙受最大福祉。竞争给社会带来了这项奇迹。
凯恩斯理论却不认为这样的机制可以用来消姐非自愿性失业（nvduntaryunempdyment）。他并非只认为这样的机制时效迟缓，需要政府政策的辅助，而是根本就认为这项机制行不通。他认为整个经济会处在一个失业均衡的状态。传统经济学者认为，自由竞争市场可以对资源做有效的配置。凯恩斯却指出：假如有工作意愿也有工作能力的劳工找不到事做，就显示出整个市场制度存在极严重的失灵。再怎么说，最无效的事，莫过于让有生产力的资源闲置。
我获奖的论文就在找寻凯恩斯理论的缺失。这似乎颇令人惊讶。不过，我也不认为凯恩斯有必要在反对者的大本营中，坚决争取理论上的全面胜利。不论失业是长期失衡还是短期均衡的现象，凯恩斯务实的论点都不失其重要性。我个人发表的第一项专业著作，就是根据这篇论文改写而成，发表在哈佛编辑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上。这项议题至今仍相当热门，我也一直对它相当关切，我并发表过一些相关论文，包括1971年我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度）所发表的就任演说槁。
1939年从大学毕业之际，我早已忘记法律，而很自然地决定成为专业的经济学者。哈佛有一套留住大学部优秀学生的方法，也就是将奖学金的提供延伸至研究所——我的奖学金获得展延，顺理成章地进入研究所就读。从大学部转到研究所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碰到多大困难，因为早在大四时，我已选修过若干研究所的课了。这时，我需要的是加强选修一些专业研究工具的课程，包括数理经济学理论以及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当时的哈佛，才刚刚要开始迎头赶上这两种分析工具的发展脚步。
良师益友
回想起来，当初教授们几乎把大部分的教育责任留给我们自己。他们希望我们能自学并且与同学相互切磋，我们的确是做到了。教授们把我们视为学术钻研过程中的伙伴，而不是所谓的“徒弟”．我想今天的研究所教育，太着重将一大堆固定的教材传授给学生，然后再测验学生对于教授所传授的知识究竟学习到何种程度。我大学毕业的论文，名义上是由大四那一年的导师钱伯霖指导，但他告诉我，他对我论文的主题一无所知，因此也就放任我自行负责．然而，在我们这一段师生关系期间，可以说是充满了趣味。我们争辩天主教的平均地权论（catholicagrarianism），这是他所认为的经济乌托邦。1946年～1947年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自己选择的指导教授是熊彼特，他应该是一位本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甚至是社会科学家。基本上，他既不喜欢凯恩斯，对于我的论文主题——消费函数——也无兴趣。他看了我所写的论文，也提供了一些颇有助益的建议，整体来说几乎没有揷手。每次我们见面时，总是谈到许多其他事情，让我日后受用无穷。
当年我们的理论课程多为沿袭英美的传统，也就是说，数学式的表达基本上是附属于书面文字以及图形，经常屈居于注释的地位。代表性的巨著就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马歇尔正是凯恩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指导老师。绝大部分的市场分析，都是单一时点的“部分”均衡分析。至于将经济体系视为一个整体，涵盖许多商品、许多消费者与生产者、许多市场间相互影响的“一般”均衡，则并没有受到重视。
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在欧洲大陆有较稳固的传统，由法国——瑞士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1970年首倡。虽然，牛津大学的埃奇沃思和耶鲁大学的费雪（irvingfisher），都曾在这方面有所论述，但他们对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小弥尔、直到马歇尔等一脉相承的英语系经济学主流，依然未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然而，到了30年代末期以及40年代，由于英国的希克斯与亚伦以及哈佛的里昂惕夫与萨缪尔森的大力倡导，数学的一般均衡分方法逐渐蔚为风潮。尽管能彼特在资本主义动态理论上的观点和瓦尔拉斯完全不同，但他协助促成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上，也相信瓦尔拉斯对经济学奠定重要的基础。
我喜欢一般均衡的分析法，这是宏观经济学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这些把产出视为整体的总产出模型，可以说相当精简而明确，有助于我们对模型的了解与操作。但个人从不是所谓数学化的一般均衡理论“迷”，因为它的纯理论性及一般性，丧失了操作性结论中有趣的一面。再者我认为，由于数学的一般均衡模型精致完美，也导致今天许多经济理论家过度相信自由竞争市场会是最好的运作模式。40年代末期，我曾在一些关于配给理论的论文中使用过这种分析法，其中除了一篇之外，都是和侯萨克（hendrikhouthakker）合作的。
迎接数量化的趋势
在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方面，当时的哈佛可以说远远落在时代之后。经济统计学的教授所使用方法相当怪异，而且对依据数量统计理论所发展的方法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到50年代为止，哈佛基本上尚少接触欧洲的弗里希与丁柏根以及美国由考列斯委员会所带动的发展。和我一样对正式统计理论有兴趣的学生，只能求助于数学系的课程。至于计量经济学，我们则是在一位欧洲的访问学者史代赫尔（hansstaehle）所主持的统计需求函数研讨课程上，极尽可能地挤压出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也发现到，回归法虽然遭柯兰姆（crum）及弗里克（frickey）两位教授轻视，但是在布莱克（johnd．black）的农业经济学课程上却是生气蓬勃，是以还能在哈佛存活下来。在立陶尔中心（littauercenter）的地下室，我们可以使用他的电子与手动式运算设备。
我在1942年所发表的第二篇论文，就运用了这些设备。该论文原本是为1941年春季梅森（edwards．mason）的研讨课程所撰写的，主题是如何将统计预测应用于国防计划，而我所选的题目是民间钢铁需求的预测。梅森后来推荐我到华府刚成立的物价管理与民间供应局（officeofpriceadministrationandciviliansupply）的民间供应部门任职，多少也与这篇论文有关。我在1941年5月离开哈佛时，已完成所有博士学位的课程，就差论文这一关。后来直到1946年2月，我才又重返哈佛。我在华府参与配给稀少性物资九个月，然后进入海军服役，在驱逐舰上担任带队军官，到1945年圣诞节正式退伍。
在我战后的研究工作中，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变得非常重要．我在1947年撰写的博士论文，主题是家计部门消费与储蓄的决定因素，我尝试将我从家庭预算调查中得到的横断面资料，与总合性的时间序列资料加以结合，来估计所得、财富及其他变数的效果。后来在一项有关食物需求的研究中，我又对该研究方法作了一番修正。这项研究是1949年～1950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时所进行的，当时我也从事有关配给的实证及理论研究。找希望透过横断面的观察，来解决只按时间序列分析所作的统计推论可能存在的模糊地带．后来，由于个人对横断面与抽样调查资料的兴趣，我有机会在1953年进入密西根调查研究中心，碰到了卡托纳（georgekatona）、摩根（jamesmorgan）以及克莱因，带给我收获丰富的一学期。
托比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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