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这类资料的分析方面累积了相当的心得，因此我在1958年提出一套新的统计方法，即所谓的托比分析法（tobitanalysis）。原本生物学的普洛比分析（probitanalysis），乃是透过身体组织与治疗方式等各种可观察的特性，来预测治疗的正面或负面反应的机率。在经济面的应用上，同样答“是”，有着不同的强度；例如，样本中的家庭就去年是否买车的问题时，大部分的回答是没有，但是在肯定的答案中，买车的花费也会有差异。我的研究方法，是除了肯定与否定的答案外，另外再加上数量化的资料，以寻找影响汽车购买的因素究竟为何。
戈德伯格在他的教科书上首创“托比”一词，而这个名称可能比他原先所想的更合适，也许未必。不过这个名称之所以著名，而且为我多届学生所津津乐道的，其实是在渥克（hermanwouk）所写的小说《凯恩舰叛变记》（thecamemutiny）中，我曾以海军官校生托比之姿短暂露脸。渥克和我，以及书中主角威利（willy），都在1942年春，参加哥伦比亚的海军预备军官学校同一梯次的速成训练班。
1944年～1954年间，考列斯经济研究委员会在数量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方面，有创新突破的发展。该委员会当时是附属在芝加哥大学之下，那段期间的研究成果之丰硕，堪称是历来有组织的科学研究之最。当时委员会的主持人是马斯恰克以及库普曼；库普曼也是诺贝尔奖得主，其获奖原因，就是在这段期间对资源分配理论，包括线性规划等，作出重大贡献。由马斯恰克及库普曼所带领的杰出研究小组中，有两位曾在的本系列演讲中担任过主讲人，即阿罗与克莱因；此外还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即西蒙与德布雷。
当我战后重返哈佛继续攻读博士时，对考列斯委员会以及马斯恰克与库普曼可以说是满怀敬意。我是在计量经济学会举办的会议中和他们结识的。1947年12月在芝加哥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我受邀参与讲评一篇由马斯恰克所写的论文。我在会议举行前几天才收到论文，大概正好是圣诞节前夕。我埋首与研读论文，把当时正怀着第一个小孩子的妻子蓓蒂冷落一旁，也顾不得与家人共度节日。不过，因为如此，我才能在会议中指出马斯恰克模型中的重要瑕疵，并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建议。由于这样的机缘，我曾被邀请加入考列斯委员会，而且在1954年，又受邀去接掌库普曼原先由马斯恰克手中接下的研究主任一职。
这项邀约令我备感殊荣，也极富挑战性，对我具有高度的吸引力。但是，当时我对耶鲁非常满意，蓓蒂和我都认为那里是成家立业的好地方。由于该委员会和芝加哥大学之间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当时要吸引人才到芝加哥并不容易，因此库普曼对于搬迁委员会相当有兴趣，但是他绝口不提这个想法，直到我正式回绝邀请时，他才对我透露。考列斯委员会的创办人与财务的主要资助者考列斯（alfredcowles）系耶鲁的毕业生，他也企盼他所创设的委员会能够在母校找到永久栖身之地。
1955年，委员会终于搬到耶鲁，并更名为耶鲁大学考列斯经济研究基金会（cowlesfoundationforresearchineconomicsatyaleuniversity），我也总算担任了该基金会的研究主任。考列斯基金会的第一本论文（1955年），可以说是前面提到的托比分析法的先驱。这次基金会的迁来，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系能跻身前茅的重要因素。我把基金会研究的范围加以扩大，纳入总体经济学的题目。当时，我极力提供发挥空间给一位耶鲁的年轻助理教授奥肯（arthurokun），他从事的研究是总体经济预测与政策分析。
调合凯恩斯与新古典
战后个人主要的研究与写作重点，仍然延续了先前我对凯恩斯及总体经济学的兴趣。我致力于改善总体模型的理论基础，使之能契合新古典学派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并弄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角色。我在这方面的努力目标，和其他许多的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他们包括勒纳、萨缪尔森、莫迪利亚尼、索洛、希克斯以及米德（jamesmeade）等人。这时一股新的主流——综合凯恩斯革命以及这项革命所反对的古典经济学——正在酝酿。萨缪尔森说我是“这项犯罪的同伙之一”颇令我引以为傲。
凯恩斯的理论架构中有四大基石：工资与就业的关系、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与货币需求、刺激投资的誘因。先前，我已对自己在第一项的研究有所叙述，接下来，我将说明其他三项。
凯恩斯的消费与储蓄“心理法则”（psychologicallaw）指出，随着每人实质所得逐渐增加，储蓄占所得的比例将持续升高。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民所得资料，证实了心理法则的正确性。如果根据这些资料所导出的统计方程式来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那么由于所得快速增加，投资在整个国民所得中所占的比例必须大幅提高，才能吸纳高额的储蓄，从而避免衰退与失业。但是这种运用统计上的揷补法（extranolation）所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所得固然如预期般提高，消费占所得的比重却并未降低。这项预测的失误，促使经济学界对消费函数重新进行了一次严谨的评估，也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
我在194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此一课题。我认为应该把凯恩斯法则解释为终生消费对终生所得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这两个变数在各个年度的关系。同理可以推论，影响短期消费的因素，并非只有当期所得，财富的多寡也会有作用。这项观念相当风行。弗里德曼的恒常所得理论以及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model），也是基于这种精神而对储蓄行为提出极为精妙的解释。他们指出，即使长期间储蓄和所得大致上有固定的比例，周期循环的资料看起来还是可能像“凯恩斯式”的。后来，我也对这个主题写过一些论文。
我相信上面这个例子正可说明，当真实世界的事件与议题令我们亟思了解并解开谜团，将会如何激励经济学知识的进展。对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选什么问题来研究。如果只是从文献不足之处去找研究的主题，通常是事倍功半，而最糟的是，还可能因只注意文献，反而忽略更有研究价值也更重要的问题。最优秀的经济学者，都是由周遭的世界中找到研究的题目。
流动性偏好
五六十年代，我的研究重点是摆在总体经济学的货币面。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我有几个目标。
首先，我想为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或是货币流通速度与利率的关系，建立一套稳固的理论基础。为什么这项研究有其重要性呢？依据货币数量理论，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货币学派的主张，这种敏感度并不存在，除非偶发的巨变，要不然货币的流通速度应该为一常数；至于社会大众的支付习惯、银行体系以及金融技术等各方面的变动，虽然会影响货币流通速度，但这些改变都非常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财政上的激励措施，例如增加政府支出或是减税，如果不同时增加货币供给，并不能对财货与劳务的总支出产生任何效果。同样的解释也可扩大到民间投资部门自发性的变动上．就这一点来看，我同意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货币论者所说的，货币因素影响重大，但我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货币决定一切的论点．
在1947年的实证研究论文里，我让资料来说话，很清楚地肯定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曲线，但我并不满意凯恩斯对流动性偏好所作的解释。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偏好流动性现金，是因为预期利率将会上升到和过去“正常”繁荣时相当的水准，因而持有债券会遭致资本损失。费尔纳（williamfellner）这位后来在耶鲁与我共事的经济学者，曾在学术期刊上和我有过友善的辩论，他指出，如果利率持续低于投资人的预期水准，凯恩斯实在不能将之视为一种“均衡”状态。费尔纳所主张的就是后来所谓“理性预期”（rationalexpectations）的模型建构原理，我也赞同他的观点。
就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个人了提出两篇较具说服力解释的论文。一篇发表于1956年，主要立论系根据管理交易余额的存货理论。我后来才知道，我在这方面的论点，大都被鲍莫尔（williambaumol）领先一步，不过这项模型通常还是把我们两人的名字并列。第二篇论文发表于1958年，对凯恩斯“投机性动机”（speculativemotive）的货币需求，作了一番全新的诠释，也就是规避风险。人们可能会偏好流动性，而且非现金资产的利率愈低，流动性偏好愈高。这倒不是因为预期平均会有资本损失，而是因为在资本利得与资本损失发生机率相等时，对资本损失的担心程度，超过了资本利得的价值。
资产组合理论
对平衡风险与预期收益的资产组合选择（portfoliochoices）理论，我曾进行相当时间的研究，而这篇流动性偏好的论文正是我在这方面研究的说明与应用。马寇维兹（harrymarkowitz）也致力于类似的资产组合选择模型的研究，1955年～1956年他曾在耶鲁一年，使我们曾有过地缘上的交集。但是我的兴趣偏重在总体经济学上的意义，而他则是较倾向于教导理性的投资人。
1981年当斯德哥尔摩宣布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后，首先传回国内的报导，提到的是我在资产组合理论上的成就。随后在耶鲁大学匆促召开的记者会上，许多前来的记者就对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有兴趣。这些记者想知究竟，因此我尽力以最通俗的语言来解释。当我讲完以后，他们说：“噢！拜托，请你用通俗的说法来解释嘛。”因此在提及分散的好处时，我说：“知道吧，不要把你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就是为什么全球报纸的新闻标题都是：“耶鲁的经济学家因‘不要把所有的雞蛋……’而获诺贝尔奖。”一位朋友还送给我一份地剪下的漫画，上面即根据我这句话，虚构了隔年医学奖得主解释自己获奖的原因，乃是主张“一天一个苹果，使你远离医生。”
事实上，在我论文模型中的资产，有一项是无风险性资产，后来曾引起广泛的兴趣。我觉得不尽完善的是，在我的分析中，我把安全性资产只和一种风险性资产来配对，以此来代表其他的状况。这种加总的方法是沿袭凯恩斯的，他以一个利率来泛指所有非货币性资产与负债的一般性盈利率。但我曾证明，我的结论能够推广并适用到多种风险性资产，而且其收益与风险各有不同。风险性资产组合的选择，即各种风险性的相对权数如何，基本上和决定风险性资产与安全性——即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是多少，是毫不相干的。这套“区隔理论”（separationtheorem），正是林特纳（lintner）和夏普所发展的资本资产订价模式（capitalassetpricingmodel）的核心，这套理论广受财务管理的师生所喜爱，许多投资经理人与理财顾问也用此来计算各种不同证券的“贝他系数”（beta）。
与弗里德曼交手
有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论争，以及连带的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之争，曾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弗里德曼和我两人之间的辩论。有一次在佛蒙特州（vermont）的一处滑雪场上，一位负责验票的年轻人认出我，随即用带有加拿大腔的法语对我说：“托宾，詹姆士·托宾，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弗里德曼教授的对手。”他是魁北克（quebec）的经济学系学生，这件事让他开心了一天。他还是让我通过关卡，进入升降机。这项论争的结果，按照我的看法，是弗里德曼改变了他的战场，宣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重要问题，无关乎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性。他所移往的战场，乃是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之间的基本问题：经济总是处于一个受供给面限制的均衡（asupply－constrainedequilibrium），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无法提升实质产出水准。
我的第二个目标是想把货币导入长期成长理论里。50年代，经济学界曾尝试综合凯思斯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其中一项努力就是按照新古典的思路来发展成长理论。有些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者倾向同意：在长期内，充分就业会存在，储蓄限制投资，而且“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不过，短期内仍是凯恩斯学派的天下，也就是劳力与资本可能无法充分就业，投资主导储蓄，而且需求导致供给。哈罗德（royharrod）在1939年开始了现代成长理论研究，后来多马（evseydomar）在40年代继之，到了五六十年代，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则有史汪（trevrswan）、索洛与费尔普斯（edmundphelps）等。
我也参与成长理论的研究。1955年发表的“动态加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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