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adynamicaggregativemodel），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论文，撰写时也带给我最大的乐趣。这篇论文和其他成长理论的文献不同的地方，在于开门见山地引进货币性政府公债，它不但可作为价值的储存，也是除了实质资本外的另一项储蓄工具；另外，我也将干扰成长过程的景气循环列入考虑。在1965年及1968年及1985年发表的后续论文中，我举证说明在一个成长的经济中，资本存量和货币成长率或通货膨胀率之间，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第三，在结合布兰纳德（wniiambrainard）及其他耶鲁同仁的努力下，我们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为资产市场建立一般模型，并将它整合到完整的总体经济模型里头。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是把希克斯对凯恩斯理论所作的is／lm分析法加以扩大，纳入更多不同种类的资产。如我先前提到的，我对凯恩斯采用单一利率的作法，以及把货币和其他资产（通常是用债券来代表）单纯的二分法，颇不以为然。在区分财富的类别时，特别是将财富分为两部分时，我认为以名目资产相对于实质资产的区分方式至少也是同等重要。我在先前提到的成长模型中，就是用这样的观念来处理。
资产组合理论指出，各种资产之间无法完全替代，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的预期收益，以反映边际风险的不同。我们的研究方向也进一步指出，在货币与非货币资产之间，并没有一道很清楚划分的界线。这种在货币与财务理论上的“耶鲁路线”（yaleapproach），已被广泛地应用在资金流动的实证研究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模型建构上。
存量与流量
我们的研究中，也清楚地纳入储蓄、投资以及资产累积的存量与流量的动态分析，这一点我在1981年诺贝尔奖演说上亦曾提及。这些动态因素被凯恩斯所忽视，因为他认为短期之内，由于新投资的数量有限，资本存量的变动可以不予考虑。存量及流量的动态，事实上也被is／lm模型所忽略。但是，流量的确会改变存量的水准。投资的流量会建立起资本存量，政府赤字会扩大政府公债，甚至可能增加货币供应量；贸易的顺差，会提升国家净资产相对于其他各国的水准。如果不对这些效果深入分析，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或其他相关事件的探讨，都称不上完备。
对货币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是其对资本投资产生的效果，这些投资包括企业的厂房与设备、住宅、存货等。通常提到的市场利率或是货币数量或信用额，并不能完整表现这些效果。我们对货币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一贯研究方法，很自然地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基本上比较接近投资决策理论。这就是所谓“托宾寸”（tobin，sq），即资本资产的市场评价与其重置成本之比，像现有房屋的市价和建筑类似新屋成本之比就是一例。对公司企业而言，公司的市价是由证券市场来决定的。当q值大于互时，公司的股票因为未来的盈余良好，而可以用比投资成本更高的价值出售，按照一般常识，这时会有誘因去从事新的资本投资。当q值小于1时，透过买进股票来取得生产性资产，将会比重置新设备来得便宜。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模型里头，q值乃是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质经济面的因素。
经世致用
从上面的叙述中，大家应该很清楚地了解，我对经济政策极感兴趣。我大部分的理论性与实证性研究，可以说都投注于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效果。50年代，我偶而会针对当前的经济议题，写一些供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发表的刊物有《新共和》（thenewrepublic）、《耶鲁评论》（theyalereview）、《挑战》（challenge）和《纽约时报》等。
我有一些麻省的朋友为肯尼迪参议员担任顾问，他们向肯尼迪及幕僚人员谈到我这个人。1960年夏天，索伦生（tedsorenson）来找我，要我参与肯尼迪总统的竞选活动，撰写有关经济成长方面的备忘录以及政策立场声明。虽然我很想告诉索伦生，我个人比较支持提名史蒂文森（stevenson），但他还是和我签下了合约。我并未发现自己的备忘录在竞选期间产生了何种效果，但是有人告诉我，肯尼迪阵营在候选人纲领宣言中曾引用我的想法，基本是用来对抗凯瑟林（leonkevserlins）及一些工会型的经济学者（unioneconomists）所主张的“透过扩大支出以获得成长”观点。
当时我的主张是，我们需要紧缩的预算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可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产生预算剩余，并使利率水淮降低，而将政府的盈余导向生产性的资本投资。整个重点是要透过政策的搭配，促成经济的生产能力提升，从而确保充分就业。巧合的是，我对目前情况的主张还是与此类似。
1960年大选后，我参与一个由萨缪尔森领导的国内经济的移交任务小组。1961年1月初，我在教授俱乐部午餐时，接到来自当选总统的电话，请我担任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我说：“恐怕你找错人了，总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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