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我只不过是象牙塔内的经济学者。”肯尼迪说：“那最好不过了，我也会是象牙塔内的总统。”我说：“那最好不过了。”我花了一两天的时间，和内人蓓蒂及我的同事交换意见，然后才同意接受这项邀请。在这个职务上，我总共待了一年八个月的时间。
海勒是委员会的主席，戈登是另一位委员。我们有一群梦幻组合的幕僚，包括奥肯、索洛、阿罗，以及若干今日已成为经济学界领导者的年轻一辈学者。我们彼此在专业与个性上都意气相投，透过全体一致的共识来运作，从来也不用着什么组织层或官僚体系。我们都非常乐观，也相信以我们在经济学上的素养，会有助于政策的改善，也会对世界有所贡献。其实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我也正是在冀望有此种机会的激励下，才投入了经济学的怀抱。
将理念化为政策
1962年1月的《经济报告书》（economicreport）是我们经济理念的宣言，并将此种理念应用于当时美国以及世界的经济状况。报间媒体称之为“新经济学”（theneweconomics），但本质上是我们过去十年～直致力的凯恩斯学派及新古典学派的综合。这份报告书是集体努力的成果，主要由海勒、戈登、索洛、奥肯以及我执笔。我并未将该报告列入个人的著作目录中，但我引以为傲，因为它不只是经济学专业的成果，也是重要的政府文献。1982年1月出版的《报告书》，属于同性质的文件，但代表的是所谓“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它同样也是由一群专业的经济学者为联邦政府经济政策所制定的全新走向。比较这两份报告，必然是件有趣的事，我们可不怕大家作比较。
肯尼迪的经济委员会发挥了效果与影响力，这是因为总统及其最親近的白宫幕僚都重视学术界，也重视思想观念以及我们这批学者。肯尼迪在上任时对经济学可以说是一无所悉，但他对经济学求知若渴，又聪明颖悟。他親自阅读我们的文章，仔细聆听我们的言论，确实从中学到许多。
我们宏观经济的中心目标，是要降低失业率，从1961年1月份的7％降到4％——这是我们预计不致造成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水准。此一目标在1965年底达成，其间通货膨胀的增加率微乎其微，而资本投资大幅增加。但是，成功的甘甜在60年代的末期转为苦涩。当时的总统约翰逊未接受经济咨询委员会及其他凯恩斯学派顾问的忠告，没有提高税负来支应急速增加的越战军费支出。后人在回顾60年代的经济学情势时，曾指责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经济学者，认为他们太天真地相信菲利普斯曲线的取舍关系（phillipstrade－off），因此在政策的设计上，明显地是想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其实这项批评并不公允，委员会从没有想把失业率压低到目前通称的“自然失业率”（naturalrate）以下。不只如此，自1961年起，委员会与政府当局所采取的工资与物价政策，其设计是希望达到无通货膨胀的复苏——“非通货膨胀的物价与工资走势”正是报告中所揭示的标杆。
我在1962年9月返回耶鲁。虽然我热爱委员会的工作，但我知道自己主要的专业还是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在华府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五个小时，每周七天，这对我及妻子还有四个年幼的小孩，都是相当辛苦的。我还是继续担任委员会的顾问并积极贡献心力，特别是我原先负责的国际货币方面的议题。不只如此，由于我在经济学的圈子以外有了较高的知名度，因此我对一些现时的议题以及论争，也会更频繁地以书面或是口头的方式发表看法。我知道许多从华府政治圈退下来的人，经常很难再回到专业的学术领域，但我决定要尽快重返学术界，而我相信自己是做到了。
关心社会福利议题
肯尼迪与约翰逊在他们的施政方针上，都特别加上对贫穷宣战这项工作，而海勒以及委员会对此也有相当程度的介入。当时，除了黑人在经济上的弱势地位外，我对联邦与州政府社会福利措施的缺失、无效率以及负面誘因——对工作和婚姻的惩罚——特别感兴趣。我在1965年与1968年，曾对这些议题发表过几篇论文。这些并不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围，但凯恩斯学派与新古典学派的综合体系隐含了一项观点，即对于福利政策与所得重分配政策，如果从较广泛的范围来看，可以独立于宏观经济目标之外来做选择。有关资本主义式民主的运作，我们认为经济的繁荣既不依赖紧缩福利政策以及减少政府功能，也毋需实施对工人及穷人有利的重分配政策。
我个人赞同负所得税（negativeincometax），弗里德曼也是如此。然而在我看来，他所赞同的负所得税规模太小，只能解决一小部分的贫穷问题；同时他也拒绝参与赞同此一作法的经济学者所共同发起的全国超党派声明。我曾在1972年协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高文（georgemcgovern）设计一套负所得税方案。不幸的是，麦高文和其幕僚在加州初选的热潮中，把这项政策宣示给搞砸了。我相信即使到今天，大多数的人仍然认为当年麦高文所倡导的是一套很荒唐又浪费预算的施舍。其实大选过后，尼克松总统推出的家庭补助计划，基本上和他在竞选期间所嘲讽的麦高文计划也没有多大差别。
在五十年前经济学的革命中，我是一名充满热情的新兵，其后又目睹了崭新的理论逐渐成为主流与正统，后来更成为反革命者攻击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的见解或经济学专业领域的潮流，我都已不合时宜．今天，许多年轻一辈的经济学者对新的古典宏观经济学趋之若鹜，一如30年代我与同辈学者纷纷投身成为反对老式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先锋。许多主题基本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整个大环境和当年经济大恐慌时代截然不同。各个参与论争的学派都拥有更完善的装备——我们在数学、分析及统计学的工具上，已有了长足的进展。我对目前经济学界的意见分歧，并不感到绝望，因为我们这个学科就是在不断的论争之中茁壮进步的。我预期，也许在我有生之年，就会有一股新的综合思潮演化而出。
我个人尚未离开战场。我希望能从一些新的观念中学习，但是我依然认为，也一直倡言：凯恩斯学派的经济观念在今日仍有其价值，不论是对经济运作的说明，或是对改善政策的建议都是如此。当然，我所指的并不仅限于当年凯恩斯的著述，还包括后人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对这些理论所作的修正、发展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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