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抑杜，尤乖风教。自昌黎不能不并尊李、杜，而永叔、介甫欲作翻案，殆亦不自量邪？後此纷纷，益无足计。 山谷诗如“不可一日无此君”，“我醉欲眠君且去”，特偶及之，魏泰遂谓其作诗好用南朝人语。其诗静细雄深皆有之，如“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万里书来儿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泽皆龙蛇”，此岂局促一隅者所能道？泰题其集云：“方其得玑羽，往往失鹏鲸。”何其苛而不察也！ 山谷不喜集句，笑为百家衣。然於寿圣院快轩则集句咏之，何也？大抵文人多自蹈其所讥者，不独诗为然矣。 陈履常谓“东坡以诗为词”，赵闲闲、王从之辈均以为不然，称其词“起衰振靡，当为古今第一”。愚谓王、赵之徒，推奉太过也。何则？以诗为词，犹之以文为诗也。韩昌黎、苏眉山皆以文为诗，故诗笔健崛骏爽，而终非本色；以诗为词，则其功过亦若是已矣。虽然，天下犹有以诗为文、以词为诗者：以诗为文，六朝俪偶之文是也；以词为诗，晚唐、元人之诗是也。知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之失，则知矫之者之为健笔矣，而所失究在於不如其分也。夫太白以古为律，律不工而超出等伦；温、李以律为古，古即工而半无真气。持此为例，则东坡之诗词，未能独占古今，而亦埽除凡近者欤！ “辞达而已矣”，千古文章之大法也。东坡尝拈此示人，然以东坡诗文观之，其所谓达，第取气之滔滔流行，能畅其意而已。孔子之所谓达，不止如是也。盖达者，理义心术，人事物状，深微难见，而辞能阐之，斯谓之达，达则天地万物之性情可见矣。此岂易易事，而徒以滔滔流行之气当之乎？以其细者论之，“杨柳依依”，能达杨柳之性情者也；“蒹葭苍苍”能达蒹葭之性情者也。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托出豪素，百世之下，如在目前，此达之妙也。《三百篇》以後之诗，到此境者，陶乎？杜乎？坡未尽逮也。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古诗也，上也。“珠帘暮卷西山雨”，律之古也，次也。“桃花乱落如红雨”，“梨花一枝春带雨”，词之诗也，下也。 韦左司“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范德机“雨止修竹间，流萤夜深至”，王贻上“萤火出深碧，池荷闻暗香”，巧朴之分也，而时代之远近寓焉矣。 王若虚谓“乐天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断吟须，悲鸣口吻者所能至”。甚矣若虚之识理易盈也！乐天惟乐府曲中人心，历劫不朽。谓其他诗皆随物赋形，侔於元气，是老杜所不能篇篇尽然者，乐天能之乎？至长韵大篇，句句顺惬，此惟村学小生，初摹诗法，乃不能之耳，岂绝技哉！夫乐天长篇之病，正坐语语顺惬，无一笔作逆势，以致平衍寡情，岂可转目为擅长之地也！且世人作诗，将尽拈断吟须，悲鸣口吻者耶？何其见一充满顺者，遂惊喜不遗馀地至此！ 若虚雅服郑厚评诗，荆公、苏、黄，曾不比数，独云：“乐天如柳阴春莺，东野如草根秋，为造化中一妙”。此亦误也。荆公诗本不足与苏、黄匹，苏、黄与乐天、东野互有得失，何必以白、孟抹苏、黄也。至谓白如“春莺”，孟如“秋”，又不免低视二家而不能尽其美。盖白如平湖春涨，孟如峭石秋晴，庶几近之耳。且若虚尝推东坡为“文中之龙”，谓其“理妙万物，气吞九州”，今又取“春莺”、“秋”而极赞之，转以“龙”为不足比数，何哉？ 王若虚谓“古之诗人，词达理顺，未有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便是不及古人处”。然老杜不尝云“为人兴僻耽佳句”，“佳句法如何”乎？“未有以句法绳人者”，亦矫枉过正之论也。大抵句法非诗之全体，亦不可废，即若虚所谓“词达理顺”者，不研句法，又何以能之！ 王直方云：“东坡言鲁直诗品高出古人数等，独步天下。”王若虚云：“坡公决无是论。”允矣。然若虚所引坡评谷诗“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多食亦动风发气”者，予亦未之敢信也。予尝谓鲁直诗，如塞马未驯，高蹄峻耳，迥立生风，而乘之不能曲折随意，与蝤蛑、江瑶柱何涉哉！鲁直诗如其字，自以气骨胜，非以格韵胜者。坡两评皆不的，乌可疑其一、信其一也？又按东坡尝论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用，然不为无补於世”。“不用”而“不为无补”，此论最的，若虚何不引之？若虚又谓“老杜诗如典谟，东坡诗如《孟子》，鲁直诗如《法言》”，亦非的语。老杜虽浑厚，与典谟终不似。其仁心为质，反覆痛快，谓其或似《孟子》可也。东坡诗或似《庄子》；鲁直诗或似《韩非子》，《法言》何足道！若虚谓其似《法言》，鄙其无一句真诗耳，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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