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後村云：“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方正学诗云：“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仓派，却笑黄河似浊流。”“天历诸公制作新，力排旧习祖唐人。粗豪未脱风沙气，难诋熙丰作後尘。”李西涯则云：“宋人於诗无所得，宋诗深，去唐却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欧阳永叔深於为诗，高自许与，然较之唐诗，亦门庭藩篱之间耳。杨廷秀学李义山，更觉细碎；陆务观学白乐天，更觉直率，概之唐调，皆有所未闻也。”“宋、元诗，就其佳者，亦各有兴致，但非本色，只似禅家小乘，道家尸解。”以上诸说，予皆以为未的也。唐诗大概主情，故多宽裕和动之音；宋诗大概主气，故多猛起奋末之音；元诗大概主词，故多狄成涤滥之音。元不逮宋，宋不逮唐，大彰明较著矣。且唐之高出宋、元者又有故。唐一代以诗取士，人好尽力其间，故名家独多，多则风尚所渐被者远，虽未成家数、不著姓氏者，往往有一二诗，足为绝调。宋、元校士，诗非所重，虽名家皆以馀力为之，因此名家较少於唐，而不足成家者，更不待言。然则宋、元之逊於唐也，一以诗所主者不同，一以诗成名者较少故耳。後村谓宋实胜唐，阿其本朝，固非实论。正学谓宋诗无匹，而天历大手仍不脱粗豪气，亦未免抑扬太偏。即西涯谓宋去唐远，元去唐近，又岂能自言其故哉！使能确言其故，元去唐近，何以不可法也？且宋人如欧、苏、陈、陆，元人如虞、杨、范、揭，即置之唐人中，岂易多得！特以宋、元如此数公者太少，故为唐绌。今必统一代而概谓之非本色，概谓之无所得，何其不近情、不达理至此！杨用修谓“唐诗固多佳篇，然如燕、赵虽产佳人，亦往往有疥且痔者，杂处其中”。语虽谐诨，却属平允之论。学者大纲，自宜宗唐，而宋、元两代，亦何可薄！明人大都钻仰唐人，鄙宋、元不足道，所以音调胜宋人，风格胜元人，於唐人又有形骸太似之病。西涯所谓“开卷视之，宛若旧本，细味之，求其流出肺肚，卓然有立者，指不能一再屈”。明人半犯此失耳。 予又考刘後村尝云：“本朝文人多，诗人少，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要之或负材力，或尚理致，或逞辩博，文之有韵者，非古人之诗也。”此与宋诗不愧唐而且过之之说，大相迳庭矣。吾故曰阿其本朝，非实论也。 宋人诗“酿雪不成微有雨，被风吹却为晴”，明人诗“薄暑不成雨，夕阳开晚晴”。明诗虽简淡似唐人，却不如宋人之无数曲折，而自成一体，雅有劲骨。此又见诗在真气，宗唐者不尽是，而宋人不尽非也。 吴野人《陋轩集》，沈归愚选入《国朝别裁》，朱竹则入《明诗综》，犹《晋》、《宋书》、《南史》各有陶靖节传也。其诗字字入人心腑，殆天地元气所结。予专选一百馀首，朝夕讽玩，以为陶、杜之真衣钵，犹恨竹、归愚知之不尽。人以其穷约而少之，指为山林一派，岂知诗之根本者！潘南村竟境相似，规模较狡，非其敌也。 《木兰诗》云：“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声律对偶无不谐，此必距唐人甚近，北周、隋人之作也。尤西堂谓“木兰魏氏，谯人，代父从军，凯旋不受爵。炀帝知之，欲纳入宫，遂自尽，赠孝烈将军”。则隋人也。若魏泰诗话谓“世传《木兰诗》为曹子健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问所欲’，汉、魏时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也”。按此诗与子建所作，岂有一毫相似处？泰岂未睹子建诗耶！徒以“可汗”二字作论，疏陋甚矣。 魏泰谓“张籍、白居易乐府，述情叙怨，委曲周祥，言尽意尽，更无馀味”。嘻！何其大而无当也。文昌乐府，古质深挚，其才下於李、杜一等，此外更无人到。乐天乐府，则天韬自解，独往独来，讽谕痛切，可以动百世之人心，虽孔子复出删诗，亦不能废。予尝谓其命意直以《三百篇》自居，为宇宙间必不可少文字；若《长恨歌》、《琵琶行》，则不作可也。泰徒以六朝隐约意思为《风》、《骚》遗响，而不知乐天、文昌乐府之可贵，此以皮毛相诗者。 沈存中谓“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吕惠卿谓“诗正当如是，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此二说皆过也。昌黎《琴操》，高古绝特，唐人无及之者。古诗崛而坚，足为李、杜後劲；其斗险之作，则不可法。存中以其斗险之失，概却全集，而惠卿矫之，谓诗正当尔尔，其谬更甚於存中也。盖惠卿小人，徒以言语好胜而不顾其安，必至如此。 魏泰依倚曾布之势，乡井患苦。推荆公为孟子後一人，数称章之长，撰《东轩笔录》、《碧》诬蔑正人，士类不齿。然能知刘梦得“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妖姬”，为“不晓文章体裁，失臣下事君之体”。且谓郑畋“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命意稍似，而词句凡下，比说无状，亦不足道”。非其诗学之深，有此识力，盖数诗本非人心所安也。诗教自有正大门庭，不入其门，虽词语新巧，万口流传，不足当小人之一哂，况有识者乎！董宗伯《画禅室随笔》，乃取“终是圣明”二语，为文家善翻公案法。夫不问情理之正，徒恃翻字诀为行文秘要，则文之魔障已矣。 浦长源《送人之荆门》诗“边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二句，林子羽甚加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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