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钞本作『俗』。顾广圻校作『俗』。按『风格训世』，不可通，作『俗』是也。『风』读为『讽』。『风俗训世』即《诗大序》『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之意。慧皎《高僧传序》：『明《诗》《书》《礼》《乐》，以成风俗之训。』语意与此同，尤为切证。」 吴林伯《文心雕龙诸家校注商兑》：「『风格』是说辞采的法规，犹《文心章表》曰『风矩』，《奏启》曰『风轨』，刘氏从其论文『宗经』的观点出发，指出经典中的《诗》《书》都是雅正的语言，它以辞采的法规训示世间作者，而『夸饰』即是其中之一。因此下文在论述《诗》的夸饰以后，接言这些夸饰的诗篇是『大圣所录，以垂宪章』，与上文『风格训世』一贯。」 〔五〕「事必宜广」谓事态需要扩大，「过」谓夸大超过原形。《 斟诠》：「彦和以为夸饰乃创作之势所必然，虽雅正如《诗》《书》，亦多夸饰之笔，况以有限之文辞，欲达无穷之情意，遑可拘循表态，墨守成规。故曰：『事必宜广，文亦过焉。』」 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一〕，论狭则河不容舠〔二〕，说多则子孙千亿〔三〕，称少则民靡孑遗〔四〕；襄陵举滔天之目〔五〕，倒戈立漂杵之论〔六〕，辞虽已甚〔七〕，其义无害也。 〔一〕梅注：「《大雅》：『嵩高维岳，峻极于天。』」 范注：「《诗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传》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岳，四岳也。骏，大；极，至也。』《释文》：『骏，音峻。』」 《斟诠》：「『嵩』与『崧』同。『峻』、『骏』正假字。」 汪中《释三九》中：「《礼记杂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豚实于俎，不实于豆。豆径尺，并豚两肩，无容不揜。此言乎其俭也。《乐记》：『武王克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尧、舜之后。』大封必于庙，因祭策命，不可于车上行之。此言乎以是为先务也。《诗》：『嵩高维岳，峻极于天』此言乎其高也。此辞之形容者也。……辞不过其意则不鬯，是以有形容焉。」（《述学》） 〔二〕梅注：「《卫风》：『谁谓河广？曾不容舠。』」 《札迻》：「案《诗卫风河广》：『曾不容刀。』《释文》云：『刀，字书作舠。』（《广雅释器》及《释名释舟》并作「●」，同。）彦和依字书作「舠」（《说文》舟部云：「舠，船行不安也，从舟，刖省声，读若兀。」与《诗》「容刀」字音义俱别）。」 范注：「《卫风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笺曰：『不容刀亦喻狭，小船曰刀。』《释文》：『刀如字，字书作舠。《说文》作●，并音刀。』」 〔三〕梅注：「《诗假乐》篇。」范注：「《大雅假乐》：『 干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笺曰：『干，求也。十万曰亿。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成王行显显之令德，求禄得百福，其子孙亦勤行而求之，得禄千亿。』」 《论衡艺增》云：「《尚书》『协和万国』，……犹《诗》言『子孙千亿』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天地，天地祚之，子孙众多，至于千亿。言子孙众多可也，言千亿增之也。夫子孙虽众，不能千亿。诗人颂美，增益其实。按后稷始受邰封，讫于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内属，血脉所连，不能千亿。夫千与万，数之大名也。万言众多，故《尚书》言『万国』，《诗》言『千亿』。」又《儒增》篇云：「百与千，数之大者也。实欲言十，则言百，百则言千也。《诗》曰：子孙千亿。」 〔四〕梅注：「《诗云汉》篇。」范注：「《大雅云汉》：『 周余黎民，靡有孑遗。』笺曰：『黎，众也。周之众民多有死亡者矣。今其余无有孑遗者，言又饥病也。』正义：『孑然，孤独之貌。言靡有孑遗，谓无有孑然得遗漏。』朱注：『孑，无右臂貌；遗，余也。言大乱之后，周之余民无复有半身之遗者。』」 陈奂《诗毛氏传疏》：「靡有孑遗，是无遗民之义。民因饥馑，饿死无存，此是极尽之词耳。」《说文》：「孑，单也。」 《孟子万章上》：「《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论衡艺增》篇：「《诗》曰：『维周黎民，靡有孑遗。』是谓周宣王之时，遭大旱之灾也。诗人伤旱之甚，民被其害，言无有孑遗一人不愁苦者。夫旱甚则有之矣，言无孑遗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犹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灾，贫羸无蓄积，扣心思雨。……天之旱也，……富贵之人必有遗脱者矣。而言靡有孑遗，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五〕梅注：「《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孔传：「汤汤，流貌。洪，大；割，害也。」又：「 怀，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 「目」，言也。《谷梁传》闵公元年：「其不目，而曰仲孙，疏之也。」注：「不目，谓不言公子庆父。」 〔六〕梅注：「《书武成》：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范注：「《尚书》伪《武成》：『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正义》：『《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实也。』」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第一百十九：「余谓诸说皆可，独『漂杵』之论不然。所以孟子特为武王辨白，正以有害于义。」 〔七〕《孟子离娄下》：「仲尼不为已甚者。」「已甚」，太过。此谓用辞虽然有过火的地方，但在意义上没有妨害。 孙德谦《六朝丽指》：「《文心雕龙夸饰》篇：『言高则峻极于天，言小则河不容舠。』尝引《诗》以明夸饰之义。吾谓夸饰者，即是形容也。《诗经》而外，见于古人文字者，不可殚述。……《尚书武成》篇：『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此史臣铺张形容之辞，《孟子》则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夫《书》为孔子所删定，孟子岂欲人之不必尽信哉！特以《书》言血流漂杵，当知此为形容语，不可遽信其真也。遽信其真，不察其形容之失实，而拘泥文辞，因穿凿附会以解之，斯真不善读书矣。故通乎形容之说，可以读一切书，而六朝之文，亦非苟驰夸饰，乃真善于形容者也。」 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第十章《夸张》（三）：「 《论衡语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论衡艺增》篇云：『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纣，血流浮杵，助战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纣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战乎？言血浮杵，亦太过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F盛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文心雕龙夸饰》篇云：『襄陵举滔天之目，……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树达按：刘氏以为夸饰者得之，孟子似误以为实事矣。」 且夫鸮音之丑，岂有泮林而变好〔一〕？荼味之苦，宁以周原而成饴〔二〕？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三〕。 〔一〕梅注：「《鲁颂》：『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怀我好音。』」《札记》：「《诗》毛传云：『鸮，恶音之鸟也。』」「鸮」，猫头鹰。郑笺：「怀，归也。言鸮恒恶鸣，今来止于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黮，为此之故，故改其鸣，归就我以善音，喻人感于恩则化也。」朱注：「泮水，泮宫之水也。」 《斟诠》：「泮林，泮宫之林木也。《说文》：『泮，诸侯乡射之宫，西南为水，东北为墙。』《文献通考学校考》：『 朱子曰：《王制》论学，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二〕范注：「《诗大雅绵》：『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笺云：『广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虽有性苦者，甘如饴也。』」朱注：「饴，饧也。」朱骏声曰：「古以芽米熬之成液，今或用大麦为之，再和之以，则成饧。」即今麦芽糖。 〔三〕《荀子性恶》篇：「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 《斟诠》：「矫饰，谓作伪文饰也。《后汉书章帝纪》：『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案：矫，诈也。见《玉篇》。此处用之，作过份夸饰解。」 顾随先生《夸饰篇后记》上：「把刘勰的《夸饰》同王充的《艺增》比较一下，显而易见有两点不同：一、对于夸饰，王充取否定的态度，刘勰却是肯定的。二、王充就读者的效果而言，他说：『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刘勰就夸张的动机而言，他说：『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关于第二，刘勰和王充似乎相反，实则相成；有了前者的动机，才有后者所说的效果。说得再清楚一点，就是：正是为了誉人增美，使闻者快意，毁人增恶，使听者惬心，才能够『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存心要把一个人说得更好一点，所以就用艺术夸张的手法）』。倘使作者的情感和感觉不真实，不深刻，纵使誉人增其美，闻者也不会快其意；纵使毁人益其恶，听者也不会惬于心了。这不尽是语言技巧的问题。」（《河北日报》，一九五九年六月七日） 又《夸饰篇后记》中：「刘知几的『望表而知里』。──《史通》的第二十一篇是《浮词》，它的内容有关于艺术夸张。刘知几在这一篇里说：『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时时带着褒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这样论史，就很近于《夸饰》篇的论文：『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而刘知几说得更完全些，因为刘勰只提到了褒，而忘记了贬。 「刘知几在作上面那一结论以前，曾举出了史书上的几个例子。其中一个是《史记酷吏传》写郅都说：匈奴人都怕郅都，扎个草人，说是郅都，用箭来射，也射不中。刘知几认为这是《史记》的夸张地方。但是他认为史家可以这样写。他不象王充那样死板地求真。」 大圣所录，以垂宪章〔一〕。孟轲所云〔二〕，「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也〔三〕。 〔一〕「宪章」，谓法制。《晋书张华传》：「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 〔二〕《校证》：「何允中本、日本活字本、梅本、凌本、梅六次本、锺本、梁本、日本刊本、王谟本、张松孙本，无『所』字。冯本、汪本、畲本、张之象本、两京本、《四库》本无『云』字。王惟俭本『云』作『谓』。」按元刻本无「云」字。何义门校于「云」字上加「所」字。 宋范温《诗眼》：「激昂之言，孟子所谓『不以文害意，不以辞害志』，初不可形迹考，然如此，乃见一时之意。」（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激昂之言即夸饰之词。 〔三〕《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赵岐注：「文，《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焦循《正义》：「辞谓篇章也。」又以为：「《诗》之文章，即辞之文采也。」二句意谓解说《诗经》的人不要因为表面的文采修饰而妨害对整个辞句的理解，也不要因为某些辞句而妨害对作者用意的理解。 以上为第一段，从事理本身以及《诗》《书》运用夸饰的传统经验说明夸饰在文学创作中的必要性。 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一〕。相如凭风〔二〕，诡滥愈甚〔三〕。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四〕；从禽之盛，飞廉与焦明俱获〔五〕。 〔一〕黄注：「《（文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注：『宋玉、景差，楚大夫。』」景差作品大都亡佚。 范注：「扬雄《法言吾子》篇：『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屈原，诗人之赋也，尚存比兴之义；宋玉以下，辞人之赋也，则夸饰弥盛矣。」 《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校注》：「《文选》皇甫谧《三都赋序》：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 按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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