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又去绳经史？《比兴》篇虽兼论诗赋，慨叹赋不及诗，实以诗为主眼。《声律》自然也可包括铭赞之类，但主要精神仍然是说诗篇的事。……依此而言，『四百字』之内，又要立论，又要举大量经史子集之种种例，那非得『宋本』原『 脱两板』才对了！纪氏的逻辑性都不严密，一先假定『匹妇』一语是偷自锺嵘的，对不对他不管了，紧跟着就又判决：刘勰『成书于齐代』，怎么会采及梁代锺某之语？你看，这也成为一条证吗？ 「最近的疑伪论证新提出的一条理由是，补文中的主张呕心锻岁的刻意而求，与彦和『自然会妙』相违反，可见其伪。……这样议论……可能太执一端了。试看，彦和本篇的结束就是『两扇』并举的，一是『自然会妙』，有如卉木耀英华；一是『润色取美』，好比缯帛染朱绿。对这两种隐秀，彦和并未轩轾，只说一个『浅而炜烨』，一个『深而繁鲜』，同是『照文苑』而『侈翰林』的。事实明明白白，天工人巧，常须凑泊，谁说彦和是主张一味『自然』的呢？ 「其实，只要平心静气地读读补文，可以看出他是说，隐秀应为立意之士、工辞之人所刻苦以求之事，而此人工，可侔天巧。这正是彦和的理论主张的一贯性。」 按皎然《诗式》卷一《取境》条说：「『不要苦思，苦思则伤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文镜秘府论论文意》：「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伤于天真。此甚不然。固须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冥奥之思。夫希世之珠，必出骊龙之颔，况通幽含变之文哉！但贵成章以后有其易貌，若不思而得也。『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此似易而难到之例也。」（按此条系引皎然《诗议》）宋何薳《 春渚纪闻》卷七也说：「自昔词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穷岁月，十年成一赋者。白乐天诗词，疑皆冲口而成。及见今人所藏遗稿，涂窜甚多。」这都说明貌似自然的作品有些是锻炼而来的。或谓：「锻炼一词，唐以前多用于给人制造罪名讲。」恐也未必。 《论衡率性》篇说：「冶工锻炼，成为铦利。」就不是给人制造罪名。刘勰对《论衡》是很熟悉的。为什么就不可以沿着这个路子，而用为诗文的锻炼呢？文学作品的锻炼，主要指的是文字的修改加工。方干《郑明府诗》：「文章锻炼犹相似，年齿参差不较多。」就是指文句的加工。在诗文修改过程中，苦心锻炼是不足为奇的，何况是比较深隐的作品呢？ 周注又谓：「刘勰在《原道》里提出『自然之道』，在文体论、创作论里多次提到『自然』，这是他论文的宗旨之一。因此『呕心吐胆』，『锻岁炼年』是违反他主张自然的论文宗旨的，不是他的意思。」 周汝昌《新议》：「《文心》一书，上半部是『文体』，下半部是『文术』。其中一篇，就叫《总术》，试听其言：『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才之能通，必资晓术。』『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所以他的主张是：必须像弈者，『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可见他从来不曾倡导『纯任自然』。就算是『自然会妙』吧，那也必须是精于文术的作家，作够了『按部整伍』的工夫之后，才能有『以待情会』的结果。……所以，在彦和看来，文学创作都是『精虑』而『造』，哪有真正不『虑』而成『文』的人和事呢？ 「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再看补文，就不应认为它与彦和的『创作思想』『文艺理论』有什么抵触难通。补文中所显示的层次是：「（一）先比作烟霭、容华；（二）随即指出烟霭容华是天然的，而文学并不是靠天然；（三）所以才要刻意于隐秀之方，研练之术；（四）这种『人巧』的文，也与『自然』同为至美，所以说『不让乎天工』，『有同乎神匠』了。 「在此，我们还应回顾彦和在刚一开卷就说的──『云霞雕色，有踰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而《隐秀》正谓『譬诸裁云制霞，不让乎天工；斲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这一点也不是什么『矛盾』『冲突』，正是相反相成，一事两说。彦和意谓：天然的美，象是人间的良工巧匠画出织成的那样绮丽，而人间的文，也正像天工神匠的创作品一般美妙了。我觉得，这正是常山之蛇，首尾相应，虽是互喻，却当然是以『人巧』的『文』为主来讲话的：连那『无识之物』都『郁然有彩』，我们这『有心之器』反能『无文』吗？这种语意，不烦多讲而自明，但是却仍然有人误会，以为彦和是反对『画工』『锦匠』者，只取一味『自然』。而因此之故《隐秀》补文乃为大相径庭云云。这就去事实太远了吧。」 本篇补文的来源，已在《文心雕龙板本叙录》里介绍徐校本、冯舒校本、曹批梅六次本和沈岩临何焯批校本时作了说明。详见拙撰《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中《文心雕龙的隐秀论》的第一部份《〈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我们所以说本篇补文是根据宋本翻刻，主要是根据曹批梅六次校定本在本篇末尾所附朱谋（郁仪）的跋语。跋云： 「朱郁仪曰：《隐秀》中脱数百字，旁求不得，梅子庾既以注而梓之。万历乙卯（一六一五年）夏海虞许子洽于钱功甫万卷楼检得宋刻，适存此篇，喜而录之，来过南州，出以示余，遂成完璧，因写寄子庾补梓焉。子洽，名重熙，博奥士也，原本尚缺十三字，世必再有别本可续补者。」 从补刻的朱谋《隐秀》篇跋语看来，钱功甫家藏书有「万卷楼」之称，钱功甫于万历甲寅（一六一四年）从阮华山买到宋刻本《文心雕龙》珍藏后，第二年（万历乙卯）许重熙就从他家里过录，带给朱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宗室十人》：「宁藩中尉贞静先生谋，……明兴以来，……诸王子孙，好学修行，比西京之刘向者，……未有如郁仪者也。著书百有十二种，皆手自缮写，稿至数易，未尝假手小胥。」而且朱谋从弱冠以来，「手抄《雕龙》，讽味不舍画夜」。在一五九三年写《文心雕龙跋》时，就说已下了三十多年的功夫，到一六一五年看到抄补的《隐秀》篇时，就已对《文心雕龙》这部书下了五十多年的功夫了。补的这四百多字如果是假的，岂能瞒得过朱谋的眼力！ 值得注意的是增补的《隐秀》下半篇两板，字的刻法和原板有区别，其中「凡」字刻作「●」，「盈」字刻作「●」，「绿」字刻作「●」，「炜」字刻作「●」，都和其它各篇的这些字的笔画不同。最特别的是「恒溺思于佳丽之乡」的「恒」字缺笔作「恒」，这显然是避宋真宗的讳。可见抄补《隐秀》篇时，就照着宋刻的原样模写，而梅子庾补刻这两板时，也照着宋本的原样补刻。兹附书影两张，以见这次补刻《隐秀》篇的面貌。（书影见下页） 明朝中晚期还没有根据缺笔鉴定板本的风气，假如阮华山作伪，怎么会伪造得那么周到呢？ 明朝人的确有伪造古书和乱改古书的事，但这多半是私家刻书坊干的。像《隐秀》篇的补文，在万历年间迭经许多学者、藏书家和毕生校勘《文心雕龙》的专家鉴定校订过，而且补文当中还有避宋讳缺笔的字，显然是根据宋本传抄翻刻的。而且假如明人伪造这段补文，尽可以完全补起来，为什么故弄玄虚，还要阙十三个字呢？如果硬说补文是明人伪造的，那么朱谋这段跋语也必然是伪造的。为什么这段跋语交代补文的来源这么清楚，而且人证物证俱在。何况朱谋是朱明王朝的宗室，这样高贵的王孙，有谁敢伪造他的跋语呢？ 杨明照谓宋本《文心雕龙》「不仅明清公私书目未见著录，其它文献……也无一语提及」。其实不然。本篇上引补文的校语，字句颇有出入，根据不像出于一本。如何焯《义门先生集》卷九跋云：「《隐秀》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风动秋草』『朔』字，元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者，即缺此一叶，此后诸刻仍之。胡孝辕、朱郁仪皆不见完书，钱功甫得阮华山宋椠本钞补，后归虞山，而传录于外甚少。康熙庚辰心友（名煌）弟从吴兴贾人得一旧本，适有钞补《隐秀》篇全文。」这个「旧本」，可能就是从宋本系统来的。 清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四：「胡夏客曰：『《 隐秀》篇书脱四百余字，余家藏宋本独完。』……夏客字宣子，海盐人孝辕先生子也。然据所录补四百余言，尚不无鲁鱼。爰复为校订，录于简端。」杨明照根据何焯说胡夏客的父亲胡震亨没有看见宋本《 文心雕龙》，就断定胡夏客家藏宋本《文心雕龙》也是假的。其实胡震亨没见过的本子，胡夏客完全可能入藏。朱谋到了晚年才看到宋本《文心雕龙》，也说得很明确。至于说钱允治、朱谋等为什么对宋本《文心雕龙》的其它篇章没有进行校勘，我们用冯舒的跋语来作答复，那就是「别篇颇同此本」，用不着一一列举了。 清卢文弨《钟山札记》卷一：「刘彦和《雕龙练字》篇有云：『……傅毅制诔，已用淮雨；元长作序，亦有别风。』（今本脱此二句，宋本有之）」可见卢文弨也见过宋本。怎么能说所有文献「无一语提及」呢！ 周汝昌《新议》：「若论此事，也不能孤立简单地对待。今世所存『宋本』，作作统计，是否每部书都是前有来龙，后有去脉，著录分明，略未湮埋迷藏过的？有无忽得一宋本，未详何自，而且非赝鼎可比的？因为钱功甫第一次发现是『得阮华山宋本』，宋本者，应指刊本，而非影写和抄写本，……。抄本当可窜入明人伪托之文词。若是刊本，是否有明仿宋板之书？或某书真有过全部基本宋板而个别篇页抽换或楔入伪品之例？此在专家，考论若能加详，说服自然较力，否则只执着于该书之『宋本』未详来去之迹，即认为『可疑』──进而断其为伪，恐怕从论证方法上说，是稍嫌粗略孟浪的。 「又如，有人说：『今所见元本，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其款式当出宋本，则所脱一叶当为四百字；今明人抄补者乃为四百十一字，即此亦足以知其为伪撰矣』云云。……断谳者的依据是差了『十一字』，比四百字的涵量要『超溢』，而朱（谋）氏清楚记明了许自钱处得宋刻原本实缺『十三字』。那么，所谓缺十三字，不知是否都是『占了格子』的？如果缺文就是指文词缺漏不具，那个所缺的『十三字』与所『溢』的『十一字』，岂不正说明问题？十一与十三之差只是两个格子的事情，则可否是空格或墨钉的『占位』？……如果有可能是如所拟的情形，则『四百十一字』在那一板面上又是完全『容纳』得下的了。」 《札记》：「案此纸亡于元时，则宋时尚得见之，惜少征引者，惟张戒《岁寒堂诗话》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此真《隐秀》篇之文。今本既云出于宋椠，何以遗此二言？然则赝迹至斯愈显，不待考索文理而亦知之矣。」 周汝昌《新议》：「张戒在其《诗话》中，一共有两次引及了彦和的《文心》，在卷上，有一处说：『刘勰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刘彦和在什么时候说过了『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这样的九个字的原文呢？──那么，……又是什么理由使黄氏等人一眼认定并一口咬定那『隐秀逸文』十二个大字就是『宋本《文心雕龙》原文』，并且如此铁案，不可动摇的呢？…… 「张戒所谓的『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十二个字，不是原文，也可以从《隐秀》始终未逸之文来审辨。盖彦和在文章开始，已经为隐为秀下了『界说』。即：『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以后又说：『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补逸文）。那么，刘彦和还要在『原文』中另一处第三次地为隐秀下定义吗？……张戒……所谓『情在词外』，其实就是指原文的『义生文外』的话。……至于所谓『状溢目前』则字面现象上是传本《文心》此篇中所无的，可是已经补逸的文字中，则确乎有『远山烟霭』『娈女容华』的比喻，又说：『挥之则有余。』这不正就是『状溢目前』的意思吗？假令彦和原文实在只有『独拔』和『卓绝』是说『秀』的话，那么张戒这位宋人当然是留不下『状溢目前』的印象了。」 又：「但是我并不是即此认为钞补之文毫无问题了。这问题主要表现为缺字太多。……这些『空字』处，今存的补文都不高明，肯定是后来妄人为『求全』而以意填入的。这些坏字，当然增加了纪昀等人的『词殊不类』的感觉。……将所感觉到的疑点，统统归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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