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阳源之有《鸡九锡文》并《劝进》，是虽出于游戏，然亦力趋新奇，而不自觉其讹焉者也。有不用本字，其义难通，遂使人疑其上下有阙文者，如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阮略既泯，故首冒严科。』『故』即『固』字，自假『固』为『故』，而文意甚明者，转至不可解矣。此亦新奇之失，讹于一字者也。又《北山移文》：『道帙长殡。』此『殡』字借为埋没意，且其文究非移檄正格，犹可说也。而江文通《为萧拜太尉扬州牧表》：『若殒若殡。』《说文》：『殡，尸在棺，将迁葬柩，宾遇之。』今文果从本义，则殡为死矣。章表之体，理宜谨重，何必须此『殡』字，盖亦惟务新奇，讹谬若此也。以上二者，皆系用字之讹，以为苟不如此，不足见其新奇耳。他如鲍明远《石帆铭》『君子彼想』，恐是想彼君子，类彦和之所谓颠倒文句者。句何以颠倒？以期其新奇也。又庾子山《梁东宫行两山铭》『草绿衫同，花红面似』，其句法本应作『衫同草绿，面似花红』，今亦颠之倒之者，使之新奇也。或曰铭为韵文，所以颠倒者，取其音协，其说是也。以吾言之，律赋有官韵，无可如何而颠倒其文句；既非律赋，凡为骈偶文字，造句之时，可放笔为之，无容倒置。然则此铭两句，其有意取讹者，亦好新奇之道也。其余则哲如仁』之类，一言蔽之，不离乎新奇者近是。虽然，《记》有之：『 情欲信，辞欲巧。』礼家且云尔，又何病夫新奇哉？」 夫通衢夷坦，而多行快捷方式者，趋近故也〔一〕。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二〕。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三〕，苟异者以失体成怪〔四〕。 〔一〕《校注》：「按《老子》第五十三章：『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河上公注：『夷，平易也。』《离骚》：『夫唯快捷方式以窘步。』」 〔二〕「适俗」，迎合不正常的风气。 〔三〕《斟诠》：「密会，心领神会之意。唐崔融《报李少府书》：『心灵密会，许子以烟霄鸾凤之交。』崔氏殆或用彦和词汇。」陆牟《译注》：「密会，和下句『苟异』相反，是密切结合的意思，指与『旧式』相同。」「密会」亦可作密附解。《物色》篇：「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 〔四〕范注：「彦和非谓文不当新奇，但须不失正理耳。上文云：『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言文章措辞势有一定，若颠倒文句，穿凿失正，此齐梁辞人好巧取新之病也。绎彦和之意，措辞贵在得体，贵在雅正。世之作者或捃摭古籍艰晦之字，以自饰其浅陋，或弃当世通用之语，而多杂诡怪不适之文，此盖采讹势而成怪体耳。」 王金凌：「这段话主要在批评晋宋文风，当时文士厌倦传统的风格（体势），因此要求新求变，但不得当则流于诡巧，即《 通变》篇所说的『宋初讹而新』。刘勰并不反对求新求变，……不过用这种方法时应注意『密会』，也就是贴切的表达文意，否则就成了『讹意』、『讹势』，《指瑕》篇即针对讹意而发。」 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一〕。秉兹情术，可无思耶〔二〕！ 〔一〕这是说：熟练的老手，能够依照雅正之路来驾驭新奇的文风，而那些急于求新的人，却一味追逐诡奇的文风而失去正道。这种趋势如果发展下去不回头，文章的体制就败坏了。 〔二〕「情术」，即本文开始所说的「情致异区，文变殊术」。「 秉兹情术」二句，意谓要掌握这些情致和方术，能不加以考虑吗！ 风格分奇正，这也是受了《孙子兵法》的启发。《孙子势》篇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所不同者，《孙子兵法》讲究出奇制胜，刘勰运用到文学方面，却主张「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他所以这样主张，是针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而发。 奇和正是一对矛盾。刘勰并不是绝对地反对新奇，只是叫人们不要专门地追逐新奇而失去正道。他之所谓「正」，一是明白晓畅，本篇说：「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第二方面是雅正，就是诗文要有典雅的风格。《体性》篇里就把「典雅」和「 新奇」当作两种对立的风格来看待，而比较推重典雅的风格。奇和正是对立面，刘勰的意图是想把这两种对立的风格统一起来。如欲使「 奇正虽殊，必兼解以俱通」，须要抓住「雅正」作为作品风格的主导方面，来驾驭「新奇」的作风，并不是完全排斥新奇的写法。所以说「旧练之才，必执正以驭奇」。但是当时的风气是片面地追求新奇，变本加厉，把雅正的传统优点都不要了，所以说「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 刘勰对于新奇的风格倾向并不是完全反对的，他在《明诗》篇里论当代的诗风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就没有完全否定，也没有完全肯定。他在《通变》篇中主张「望今制奇」，但还要「参古定法」。问题的关键就在对于「奇」与「正」的关系如何摆法。齐梁形式主义文风所以日炽，就是「逐奇而失正」的结果。「势」本来是随「体」而变化的，片面地追求新奇趋势，形成一股逆流，反过来会破坏了作品的体制。所以说「势流不反，文体遂弊」。 这股逆流，对于当时和后代文风的恶劣影响很大。纠正这种衰弊的文风，只有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来端正认识，只有「因势利导」，才可能「情」、「采」凝结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定势》篇下面紧接着就是《情采》。在《情采》篇特别提出形式要服务于内容，假如「为文而造情」的话，必然走向「淫丽而烦滥」的道路。 第四段批判违反定势规律和原则的恶劣倾向，并提出「 执正以驭奇」的要求。 赞曰：形生势成，始末相承〔一〕。湍回似规，矢激如绳〔二〕。因利骋节，情采自凝〔三〕。枉辔学步〔四〕，力止寿陵〔五〕。 〔一〕《孙子虚实》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势》篇：「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孙子形》篇的末句是：「胜者之战民也，若决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下面紧接《势》篇，正预示了「形生势成，始末相承」的道理。此处「形」指「体」，「体」是始而「势」为末。 涂光社：「『因情立体』为化无形为有形的过程，也就是『形生』的过程。整个作品的表现形式始于『情』，形于『体』，成于『势』。『始末相承』意在强调规律的方向性和完整性。」 〔二〕《校注》：「按『回』，『回』之或体。此为回应篇首『涧曲湍回』之辞，当作『回』，前后始一致。（篇末『回互不常』亦作『回』。）」 《斟诠》：「言湍由于冲击力猛，故其回旋有似圆规；箭因为发射力强，故其激进俨如直绳也。』」「湍回似规，矢激如绳」这是自然的趋势。元刻本「绳」作「渑」，误。 〔三〕《孙子计》篇：「势者，同利而制权也。」又《势》篇：「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弩，节如发机。」「节」，节制，主要是控制距离，抓住时机。善于作战的人，射箭时要抓住时机，控制距离，「节如发机」突然射出。「节」要象射箭一样，逼近看准，然后发射。郭注：「『因利』，因势利导。骋节，《通变》：『长辔远驭，从容按节。』」说亦可通。《明诗》篇：「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 〔四〕《校注》：「『枉』，元本、弘治本、汪本、畲本、张本、两京本、胡本、训故本、谢钞本作狂；何本、万历梅本、……崇文本作『征』。徐校『枉』；冯舒云：『狂，疑作枉。』按以《谐隐》篇『未免枉辔』例之，『枉』字是。『狂』、『征』皆非。《晋书艺术传论》：『然而硕学通人，未宜枉辔。』亦以『枉辔』为言。」 《斟诠》：「枉辔，谓驾御偏差，喻邪曲倾向。《礼记曲礼》：『执策分辔。』疏：『辔，御马索也』。」 〔五〕《校证》：「『寿』原作『襄』，王惟俭本作『寿』。谢云：『当作寿。』徐校同。」范注：「顾校作『寿』。作『寿陵』是。本书《杂文》篇：『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正作『寿陵』不误。《庄子秋水》篇：『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 最后刘勰嘲笑了放弃自己特点而一味模仿的人，如《庄子》所说的寿陵余子「邯郸学步」那样愚蠢。 文心雕龙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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