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句话。我告诉他今晚发生的事，并且说我知道是他干的。他只点点头。
“你杀了我兄弟，”他说“他在越狱的时候被打死了——是你把他投进监狱的。”
“那么说是我杀了你兄弟，嗯？很遗憾，我对这事一无所知。不过我得告诉你，我的朋友今晚上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干掉你，绝不会失手。我不射车窗，也不射无辜的人。如果我向你还击，老弟，你已经死了。”
我可以看出他有点地惊奇。这不是他预料中的伯顿·康勃斯会说的话。但我明白他注意到了那女孩的情绪。他知道他给了我打击，但我不在乎这个。
“明天早上六点半以前乘客轮离开这里。”
“如果我不离开呢？”他用那种令人恶心的声音道。
因为我没有马上毙了他，他可能认为我有些手软。如果他在我这个位置上，我想他是不会犹豫的，除非他认为自己逃不了。
“如果我不离开呢？”他又问道。
“如果你不离开，”我一字一句地说，同时想着玛丽恩。“我就敲碎你的脑袋。客轮一走，我就会盯上你，詹姆斯·法罗先生。除非你射得比今晚好一些，否则就让你去见你兄弟。”
我转身走出房间。我真想把他敲了，这诱惑力太强了，可我下不了手。
我夜里没有睡，仅仅是把灯关掉，坐在房间里抽烟，边抽烟边思考。我知道那三个家伙会碰碰头，谈谈怎么办，然后可能决定离开这里。但我只是坐在那儿，盯着门和窗子，把枪放在膝盖上，等待着。
如果他们从窗户跳进来，事情就容易解决了。人人都会认为伯顿·康勃斯只是为了保护他父的财产。现在我明白了，他们真的想杀掉我。在这整个事件之后有一种家族情感，家族情感和荣耀——这种潜在的奇异的荣耀总要惩那些败露它的恶迹的人。康勃斯这么做了，而法罗的兄弟送了命，康勃斯则逃之夭夭。
我听到时钟敲了两下。到两点半的时候，我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然后有人在门上轻轻敲了一下。我没有开灯，而是走过去突然打开门，同时闪到一边。但是没有人进来。
这时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起初我以为是玛丽恩，但我看到的却是那寡妇。她两目圆睁，看上……
[续伯顿的替身上一小节]去非常惊恐。
“是玛丽恩，”她喊道，“她在我屋里——太可怕了——我想她是昏过去了！”
我突然想到那三个人可能会对她下手，我真后悔刚才没把他们宰了。
“快走，”我对那寡妇说。我抓住她的胳膊飞奔下去。她的房门开着，我抢在她前面跑进去，手里拿着枪。
“那儿——在上，”寡妇说。
我转向——什么也没有。我突然明白了。但已经晚了——我落入了圈套。一支枪抵住了我的后背。我听到一阵笑声。这时法罗说话了。
“把枪扔到上。”
我把枪扔到上。完了。我第一天看见那寡妇的时候就该怀疑她，因为她不属于那个阶层。是的，她和法罗是一伙的。而我，我从来不提防女人，现在倒被女人抓住了。我想保护玛丽恩，寡妇知道这一点。现在您瞧这把戏是怎么玩的。无论是好女人还是坏女人现在都帮不了我的忙。而我愿意为小玛丽恩冒任何风险。法罗又说话了。
“现在，康勃斯先生，我们准备带你去兜一圈儿。你最好放老实点儿。谢谢你把枪还给我。”他边说边把枪从上捡起来。
是的，那是他的枪，我的还在口袋里。我真想拔出来给他来一下，只是我看见那寡妇正拿枪对着我。
“快走，”法罗说。他用枪抵住我的腰走出去。“如果你喊叫，我就毙了你。”
我就没准备喊叫，我口袋里还有枪，我仍然有机会向他们还击。
我们从后面的楼梯走下来，然后朝我的车库走去。
“上车，”法罗说，“我们出去转会儿。”他死死地盯着我，接着便怪笑起来。这笑声隐含着杀机。
他要我来开车。我们驶出大门，走上一条横跨海岛的孤零零的长路。过了几分钟，他要我停下车，然后站起身。
“我得把你的枪取走，”他说。他从我口袋里掏出枪来。“今晚上我们俩只能有一只枪。”
他把枪扔到车后。我听见它砸在座位上，又落到车板上。
我们开着车静静地往前走。法罗一句话也不说。但是我清楚地感觉到，似乎他已经告诉我，前面等待我的就是死亡。他让我带着枪直到平安地走出旅馆，可能他认为没有它我会喊叫。我不知道。但我承认我一直想着它。
我不止一次地想告诉他我不是伯顿·康勃斯，因为我敢肯定他会杀掉我。但他不会相信我；再者，康勃斯跟我的签约还在旅馆房间里。
一路上空空荡荡，我们没看见一个人。月光黯淡。我们行驶了半个小时，或者更长些，突然，我看见前方停着一辆车。
“停下，”法罗说。他的声音冷冰冰的。“你已经走到头儿了。天亮以后他们会发现你，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们已经走了。”
我在路中间把车停下来。前面那辆车是法罗的，我认出里面的两个家伙是法罗的朋友。我敢肯定他们现在要杀掉我，但我决心绝不失风度。法罗命令我下车的时候，我侧过身把手伸到后座上，碰到了冷冰冰的枪管，我迅速把它抓在手里——它是我的了！
我一生中有过很多美妙的情感，但我认为此时此刻是再美不过的了。我没去想那支枪是怎么又跑到车座上的，我没时间想这个。我紧握手枪，感到热血沸腾。
我不能转身向法罗射击，因为他的枪抵着我的腰部。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害怕的，但他是个谨慎的家伙。
“打开门出去，”他命令道。
我侧身把手放在门柄上，这时我想到一个主意。
“我打不开，”我说。我故意把话说得有点儿颤抖。但我的左手紧握手枪。感谢上帝，我是个左撇子！
“十足的胆小鬼，”他说。他向我侧过身，用那只空闲的手来开门。您别说，这门还真的有些不好开，因为岛上的夜晚气很大——是这气救了我的命。
仅仅一眨眼的工夫，他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到车门上，与此同时，我对着他的心脏就来了一枪。门一下被撞开了，他滚出去，摔到公路上——死了。
我不需要任何借口，因为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要么他死，要么我亡。
那辆车里的两个家伙简直震惊了。在他们还没弄清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已经跳出去干掉了一个。另外一个家伙反应挺快，我感到右臂上刺骨地疼。但他仅有机会发一枪，我迅速向他还击——一枪就够了——他倒下了。我是个神射手，我开枪射击的时候从不失误。
我不能费时间去检查他们是否已经到了。我掉转车头朝旅馆疾驰而去。二十分钟之后，我回到了房间里。就我所知，这件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把肩上的伤擦了一下，伤不太重，尽管我觉得很疼，因为子弹从中穿了出声。
早上醒来时，肩膀还是很疼；但是我仍穿好服，去楼下用了早餐。经理告诉我，那寡妇乘早班客轮走了。
九点左右，新闻传来了：公路上发现三具尸。我知道我把这三个都结果了。
人们议论纷纷，报界的人和侦探也陆续来到岛上。第二天早晨，报纸披露了这个事件，并对它作了五花八门的猜测。警察认出这三个人是一直被追捕的凶犯。公众舆论说，这是相互对峙的凶犯发生械斗，而这三个人被打死了。我对此很是满意。
我想马上离开旅馆，但这样做似乎让人觉得有点儿奇怪。再者，我看不出有什么从会怀疑到我头上。最好是再等一阵子。我又住了将近一个星期。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那寡妇给汉士顿警察局发了封电报，他们就来人逮捕了我。现在您明白了？一定要提防女人。
有天早晨，从波士顿来了一位侦探。他一进旅馆我就认出了他。我知道他曾经跟踪过我，尽管我不清楚当时他发现了什么。他要经理把我介绍给他，然后便云天雾地跟我谈起来。但他只字不提凶杀案的事。当然他是旅馆里唯一不谈这件事的人。这是他隐瞒其真正意图的一种方式。
但是他很聪明，几天以后他找到了足以逮捕我的证据。有天晚上，他和经理来到我房间里。他给我讲了那个寡妇的电报的事，并且说我最好花钱找一个好律师，因为案子看起来对我很不利。
我知道我的境很糟糕。但我也知道，一旦这件事捅了出去，我身后有足够的钱可以使用——钱是一种很好的东西，它可以把你从虎穴中救出来。所以我决定公正地来玩这把戏。我从末告诉任何人我不是真的伯顿·康勃斯。他们把我锁了起来，并且通知了我“父”。第二天这件事就见报了。约翰·康勃斯的儿子被逮捕可是件大新闻。
康勃斯家的律师哈维·本顿来看我了。他一眼就认出我不是伯顿·康勃斯。所以我把整个事件都给他讲……
[续伯顿的替身上一小节]了。我没告诉他康勃斯害怕那三个人的理由，只是说他们威胁要杀掉他。
年轻的康勃斯也不是窝囊废，他第二天就赶来见我，并且准备披露事实真相来支持我。
后来检察官看了我的警案记录，我可以告诉您看来事情不是那么好办。我的记录里挑不出什么刺儿来，的确挑不出。但是我承认，从报纸的头版上看，事情似乎还挺麻烦。
老约翰·康勃斯也来到了。起初我给他讲的时候，他面严肃、冷峻，但当我讲到向那三个家伙还击的时候，他的脸变了。我可以看出他是在想如果是他的儿子在那个位置结果会怎样——他会想到如果不是我把他们干掉，他们可能已经干掉了伯顿。最后，他握住我的手向我道谢。我想如果伯顿事先告诉了他父，结果会更好些。
的确，这老家伙有一副好心肠。他告诉我他非常疼爱儿子，而我救了他儿子的命。他不在乎我过去干过什么，他儿子把我弄到了这个地步，他一定要救我出来，花多少钱都不在乎。
这事也真怪。我，受害者，现在倒安慰起这老家伙来了。我告诉他不必担心，没什么大不了的。似乎坐电椅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而蓄意谋杀根本不算一回事。
的确，我被指控是蓄意谋杀。审判开始的时候，您一定会认为检察官跟我有什么个人恩怨。您真应该听听他是怎么讲的。他谈论那三个家伙的那副情态似乎他们是纯朴的乡下女郎。他说伯顿·康勃斯哄骗他们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因为害怕他们向警方告发他，就雇了一名职业杀手——我——把他们干掉了。
我可以告诉您这是个很好的故事，而且他讲得娓娓动听。他在这件事上添油加醋，节外生枝，给我制造了不少麻烦，尤其是我是怎样把手伸到座位上抓到枪的。他说我找个借口把他们骗出去，然后残忍地杀掉了他们——迅速射击是我的职业，他告诉陪审团说，而肮脏的交易是我的生计。
陪审团的一张张冷峻的面孔盯着我。我想我的末日已经到了。这时我突然感到一阵惊喜。您瞧，我还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第一次向我射击的时候玛丽恩也在车内。我只是不想把她牵涉进来。我承认这是一种软弱，因为一个就要上电椅的人是要利用各种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我想到了玛丽恩孩子般温柔的眼睛，我认为她完全可以用子弹擦伤她的脸这一简单的事实帮我大忙。
当我感到这种惊喜的时候，我暗骂自己是个傻瓜。
我的律师喊出了玛丽恩·圣詹姆斯的名字。一刹那，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她很镇定，也很平静，只是声音较低，所以陪审团都不得不向前倾着身子、伸着头听她讲。她给法庭讲到了那天晚上驾车游玩的事，还有那儿发子弹。然后她讲了令所有人震惊的事。
“……离开伯顿——康勃斯先生以后我就上楼了。但是我睡不着，我想着那件事。伯顿说是有人在打兔子，可我不信。我想起他给我擦血的时候他那眼神——很可怕而且——”
她停了一会儿，把眼泪擦掉。
“我往窗外看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开出一辆大轿车，”她接着道，“我以为那是伯顿，而且——哦，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我为伯顿担心，我从后面的梯子跑下去，到了车库。那辆大轿车驶出了旅馆大门，里面有两个人。但伯顿的车还在那儿。我也不明白当时是怎么想的，我钻进车里，坐在后座上。这时我听到有人走来，我就趴在下面，拉一条毯子盖上，在那儿等着。”
“你为什么等在那儿呢？”我的律师和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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