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时ウ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或作传教），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赡慕（一作仰，夫容馆本作仰），舒肆妙虑（一云摅舒妙思，夫容馆本作摅舒妙思），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以为十六卷。孝章继位，深宏道义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一作篇），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一作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一作撮，夫容馆本作撮）。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八字一作稽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且人臣之义，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恨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夫容馆本作德），荣显而名著（一作称，夫容馆本作称）。若夫怀道以迷国，佯（详与佯同，诈也）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婉（婉婉一作娩娩，一作亻黾亻免）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其黄，终寿百年，盍志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一作班贾），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于臂反）自沈。”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一作志，夫容馆本作志），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一作恨怨，夫容馆本作恨怨）哉？且诗人怨主刺（一作谏）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一有为字）不智之故，欲提携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离骚》之文，依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诗》：“厥初生民，时维姜原”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九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则《易》：“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志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多一作劭，夫容馆本作劭）其识达，屈原之词诚博达矣，自（一有孔丘字，夫容馆本有孔丘字）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着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义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岁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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