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高唱“欢乐颂”，没有人举办公司年终聚餐，没有不意之年、抢购年货的慌张气氛。我喜欢。妻则略有不安，好像失落点什么。怎么没有喜庆气氛？怎么没有圣诞饰品？怎么没有圣诞树？我们决定上亚维隆去采购这些。
采购一份节日气氛
果然，我们立刻就看见圣诞老人了。穿着宽松的红色带环扣长褲，上身却是摇滚t恤，戴着饰羽毛的女帽，一副假胡子。在大街上，他摇摆着向我们而来。远望他的胡子好像着了火；走近了才看出是胡须间夹着一根香烟。他罩在烟雾间，踉跄而行，吸引了一群孩子的极大注意。那么惊奇万千。
街道两旁挂满灯泡，音乐声从酒吧和商店开着的门里流泻出来。圣诞树成堆地摆在人行道上，一个男人在巷子里扯大嗓门叫卖床单。“看看这质料，夫人。纯德拉纶（德国制人造纤维）！你挑得出一点毛病我就送你5000法郎！”一个老农婦真的拿起来一公厘一公厘的检视，那男人一把将它抢走扔到布堆上。
我们转过街角，险些撞上一只死鹿。它挂在肉店门外，眼瞪着挂在它旁边的野猪。隔着窗子，看得到里面挂着一排没毛的小鸟，脖子断了，头整齐排放在胸骨前。这是圣诞节前特质品，7只要6法郎。肉贩捏紧了它们的鸟嘴，系上松叶和红带子。我们毛骨耸然地走过去。
普罗旺斯的圣诞节无疑有其重点。从橱窗内的陈设、排长龙购物的地点看来，衣物、玩具和音响设备都不过是附带品；圣诞节最重要的事情是：吃。牡蛎、螫虾、雉雞、野兔，馅饼加rǔ酪，火腿与腌肉，蛋糕与粉色香槟，令人流连忘返。我们深感画饼不能充饥。带着圣诞树、圣诞饰品和一份节庆喜气，我们回家去。
月历
两个穿制服的男人等着我们，他们那辆没有标志的车在屋外。猛一看到他们，我觉得自己好像犯了罪；为什么，我不知道。反正穿制服的人就会给我这种感觉。我正寻思自己最近做了什么不忠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事，那两个人走出车来，向我敬礼。我松了一口气。法国人的繁文得节再怎么臻于艺术境界，也不会在逮捕你之前向你敬礼。
原来他们并非警察，而是消防队员，卡维隆来的。他们问可否容他们进屋，我想着不知我们的清扫烟囱证明搁到那儿去了。他们显然是来作卫生检查的，要抓出没清理烟囱的人家。
我们围餐桌而坐。他们中的一个打开手提箱。“我们给你带来沃克吕兹省消防队的月历。”他放在桌上。“你看，所有的假日都标明在上面。”
确实如此，就如同邮局的月历二样。不过，这本没有戴椰子壳胸罩的女孩，只有消防队员高楼灭火、急难救助、登山搜救，还有站在消防车上的照片。法国乡下的消防队负责所有的紧急救难工作：解救掉进山区洞穴的狗、送病人去医院，以及救火。他们是值得尊敬的。
我问是否可以捐款。
“当然可以。”
他们开收据，称我们为“卡维隆消防队之友”。又敬了一个礼之后，两个队员往山谷更深处去碰碰运气。希望不要有恶犬来进攻他们，要想让马索捐款，恐怕不比扑灭火灾容易。我可以想象到马索手持猎枪，躲在窗帘后面窥视，任由他的狗群去对付入侵者。我曾见过那些狗凶恶地爬在一辆汽车的前轮上，刨抓轮胎像刨抓生牛肉，把橡胶都咬成碎片。车里的人吓得急忙倒车离开，马索则只管旁观，笑着抽他的烟。
我们现在是拥有两份月历的家庭了，预料圣诞节前会有第三份送来；这一份，也是值得捐款的。12个月来，每周二、四、六，卫生局的勇士们都会在我家车道头上停下，收取多得不好意思的空瓶、气味不佳的厨房垃圾、狗食罐头、破酒杯，以及碎瓦破砖。他们从不退缩。不管垃圾多大、多重，清洁工总能把它扛上卡车。夏天里，他们一定快要昏厥了；而冬天又可能冻得想哭。
这清洁工和他的伙伴，终于开着标致车来了。那车，好像是在进入汽车坟场以前，出来作最后一次郊游－－两个快活而肮脏的人，用力跟我握手，吐出满口酒气。我看到车后座有一对兔牙，几瓶香槟，于是说很高兴他们检了那么多完整的瓶子，可以换些小钱。“我们才不是想要用空瓶换钱呢，”一个说：“你该看看有些人丢些什么给我们收拾。”他做了个鬼脸，捏着鼻子，小指头翘起：“脏啊！”
他们拿了红包，高兴地走了。我们祝愿他们找到饭馆好好吃一顿，吃得一片狼籍，让别人来收拾。
地毯师傅
狄第埃弯着腰，拿簸箕和扫帚清扫墙角的水泥碎片。看见这专事破坏的人形机器，从事如此细琐的杂务，真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这表示他的工作做完了。
他直起身，把簸箕里的东西扔进一只纸袋，然后点燃香烟。“行了，”他说：“正常情况下，油漆工明天会来。”我们走出屋外，艾里克正把铲子、水桶、工具箱等物搬上卡车。
狄第埃嘻嘻地笑；“我们把水泥搅拌器搬走，你不介意吧？”
我说我们没有它，大约也还能过日子。他二人便推它上厚板搭的坡道，把它紧绑在驾驶座后面。狄第埃的长耳狗高仰着头，密切注视水泥搅拌器的移动过程，然后跳上车，躺在仪表板旁边。
“走了！”狄第埃伸出手，握起来像龟裂的皮革。
“星期天见了。”
油漆工第二天来完成他的工作。地毯师傅尚皮耶随后抵达。各家太太显然决定，在她们来赴我家“国宴”之时，一切都得打点好。到星期五晚上，地毯只差最后几公尺就要铺好了。“我明天早上来，”尚皮耶说：“明天下午你们便可安置家具了。”
到中午时，地毯工程铺到了最后阶段，只要把地毯塞进门槛边的木条下便大功告成。尚皮耶在地板上钻洞。就在这时候，他钻破了埋在地板下的热水管。一股水柱喷出来，像风景图片里的小喷泉。我们关上供水阀，把浸濕的地毯卷回去，打电话给曼尼古西先生。经过这一年时时召请他来处理紧急步务，他的电话号码我已经会背了，他张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也知道。
“啊呀呀。”他沉思了一会儿。“地板要撬开，我才能焊接水管。你最好通知夫人一声，会有灰尘。”
夫人上街买菜去了。她本以为回来时会看到干净整洁、铺好地毯的卧房。浴室、化妆室。结果她会大感意外。我劝告尚皮耶，为着安全的理由，他还是先回家的好。我怕她一气之下会想杀了他。
“什么东西那么吵？”她正在停车，我迎上前去，她问道。
“是曼尼古西的钻子。”
“哦，是吗。”她不合常情的冷静，让人觉得危险。我很高兴尚皮耶走了。满地寻找漏洞的曼尼古西，已经在地板上挖出一条战壕，我们看见那条热水管，和清清楚楚的一个洞。
“好，”他说：“补洞以前，要先确定水管有没有堵塞。你们站在那儿看，我从浴室的水龙头放水出来。”
我看着曼尼古西放水。一团脏水直喷上我的脸。
“你看见什么？”他在浴室里大喊。
“水，”我说。
“妙极了。管子畅通无阻。”
他补好管子，回家去看电视足球赛去了。我们则动手擦抹地板，互相安慰说其实不算太糟。地毯会干，灰尘沙砾也不过刚刚装满一簸箕；氢氧吹管烧出的焦痕可以再油漆过。整体来说，只要不去看那锯齿状的壕沟，这房间可算是装修好了。反正我们无法可想，再过几个钟头就是星期天了。
异国风俗
我们以为十一点半以前不会有客人来，这实在是低估了香摈对法国人的吸引力。十点半刚过，门上便响起了第一声笃笃响。一小时内，除了狄第埃夫婦之外，所有人都到齐了。他们在客厅里沿墙而坐，穿着最好的衣服，拘谨客气，不时骤然脱离墙的屏障，突袭一下桌上的点心。
充当侍者的我，负责往杯子里倒酒。这让我了解到法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另一项基本的分歧。英国人参加酒会，谈话、抽烟或吃东西，酒杯总紧握在手中不离，只有擤鼻涕或上厕所例外——做这些个需要用两只手。可是酒杯也总不会远离视线之外。法国人就不同了。你刚把杯子给他，他立刻就放下。想来是因为谈话时若只有一只手可用太不方便了。杯子于是聚在一块儿，五分钟以后便弄不清谁是谁的了。客人们不愿意用别人的杯子，又认不出那个是自己的，便渴望地看着酒瓶。我们另拿干净杯子给他，事情于是重演。
“古董花盆”
我正想着玻璃杯马上会用完，恐怕得拿茶杯来代替，一声熟悉的柴油引擎声传来，狄第埃的卡车开到了屋后。他和他的妻走后门进来。我知道狄第埃有一辆小汽车，他太太又从头到脚穿着咖啡色的精制软皮衣，坐在砂砾遍布的卡车前座一定很不舒服。
克里斯钦从房间那头过来，把我拉到一旁。
“我们可能有点麻烦，”他说：“你最好出来一下。”
我跟着他去。狄第埃挽着他的妻尾随在后。我们绕过屋外时，我看见每个人都出来了。
“哇！”克里斯钦指着狄第开来的卡车喊。
卡车上，平常放水泥搅拌器的空间，有一个球状的东西高1米，宽1．2米，用鲜艳的绿色纶纱纸包着，上面还装饰着红蓝白三色的蝴蝶结。
“是我们大家合送的，”克里斯钦说：“来，拆开。”
狄第埃献殷勤，用他的两手当马澄，香烟咬在牙齿间，毫不费力地将我妻从地面抬上齐肩的高度。她便站上了卡车。我跟着爬上去，我俩撕开绿色包装纸。最后一片纸撕开，引来一阵掌声，还有泥水匠雷蒙尖锐的口哨声。我们站在卡车上，沐浴着阳光，看着周围仰望的脸，还有我们的礼物。
是一座古董大花盆，圆形的大盆子，一整块石头，在没有切割机的古远年代，用手工凿成的。厚厚的边，有点不规则，颜色是历经风吹日晒之后的浅灰。里面已经填满了泥土，种上了樱草。
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说。又是惊讶，又是感动，我们用不熟练的法文结结巴巴地努力道谢。还好雷蒙打断了我们。
“媽的！我渴死了。演讲够长了。我们去喝一杯吧。”
宾主共乐
前一个小时的拘束消失了。外套都脱下来，香摈酒遭到猛烈攻击＿男人们带着他们的妻参观全屋，展示他们的工作成绩，指着标示“冷水”、“热水”的英国人的浴室龙头笑。打开抽屉试试木工做得好不好，像孩子般好奇地这里摸摸那里碰碰。
克里斯钦领着一群人，把大石盆从卡车上卸下来。八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穿着礼拜天的好衣服，把那要命的大块头弄到地面，倒也没有受伤。雷蒙太太在旁监工。“好，勇士们。”她说：“别把你们的手指头弄脏了。”
曼尼古西夫婦率先告辞。吃了许多馅饼、rǔ酪、水果派和香摈酒之后，他们还准备再去吃一顿午餐。可是礼节不能忽略。他们向其他客人—一道别，握手、親脸，互祝好胃口。道别仪式花了15分钟。
其他人好像准备在这里待一整天，边吃边喝边谈。雷蒙担任逗趣的角色，说了好些笑话，一个比一个粗俗好笑。他解释过把鸽子放进冰箱以分辨其性别的方法后，歇息一会儿，喝一杯酒。
“你太太这么好的女人，怎么会嫁给你这样一个无赖汉？”
雷蒙放下他的酒杯，两手前伸，像渔夫在形容那条溜走的大鱼。他太太坚决地塞了一大块比萨饼进他嘴里，禁止他继续说下去。太阳从庭院移向屋前，午后的屋影荫蔽了院落。客人开始互相道别，握手、親吻，时而暂停仪式，喝了最后一杯。
“来我家吃中饭，”雷蒙说，“或晚饭。几点钟啦？”
三点了。连续吃喝了4小时，我们的肚腹不容接受雷蒙提出的邀请。
“啊，好吧，”他说：“如果你们在节食，那就算了。”
他把车钥匙交给太太，自己靠在后座，两手交扣在肚皮上，眼睛露出对下一餐的殷切期盼。他说服了另几对夫妻和他一起吃饭。我们挥手目送他们离去，回身进到空蕩的家，、收拾吃空的盘子和喝空的杯子。这次聚会真得很尽兴，叫人难忘。
我们隔窗看屋外的大花盆。至少需要4个大男人，才能把它从车库搬到后院去。而在普罗旺斯要找四个大男人帮忙，可不是马上能办到的。他们必得先来检视要搬的东西，喝几杯酒，热烈争执一番，这才说定日期，可是到期又忘了。他们会耸肩表示歉意或无奈，但时间就这样一天拖过一天。也许到明年春天，盆子会得摆到适当位置。我们学着以季节为单位思考问题，而不再以天数或周数来计算。我以为普罗旺斯不会因为我们改变节奏。
肥鹅肝还剩很多，可以切成薄片，拌成沙拉。香槟酒也还剩一瓶，凉在游泳池那头的树荫下。我们往壁炉里添些柴火，想着即将来临的、我们在普罗旺斯的第一个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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