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紧了牙，把一切苦辣酸辛都向自己肚里呑下去。这是如何难忍的苦闷，如何难忍的悲楚！
三姑丈还是那样浑浑沌沌的，一天不做事，也不想找事做，只是捧了一把水烟袋，坐在客厅的椅上蒲卢蒲卢的吸着水烟，仿佛他心里一点心事也没有，且一点也不覚焦急、苦闷似的。这使三姑更覚得生气。
她很喜欢打麻雀，从前在家里是常常打的。如今嫂嫂们约她打时，她总是托辞拒绝。她听见牌声花啦的倒在牌桌上，她听见淸脆的洗牌声，打牌声，她听见牌桌上的笑声，有大牌时惊愕的叫声，她听见琐琐絮絮的和牌后的诉说声，她听见输家怨怨切切的骂牌声。许多人都围在牌桌看着，而她却坚忍的不出房门一步。她手痒痒的，心脏跳跳的，渴欲一试，然而她却勉强的制服了她自己的欲望。她眞受不了那样的痛苦！
她在我们家里住不上一年，便对祖母说，她要回家。她的话一说出口是不能挽回的，她的主意一打定，也是任怎样也改不过来的。祖母留不住她，便只好让她带了两个孩子乘闽船回去，答应每月寄一点津贴给她零用。而祖父却留住了三姑丈，说回家是一定不会有事做的，不如在此看看机会，也许有什么小局面，可以替他设法。
三姑丈在此住了不久。凤尾山的渔户们派了代表来见祖父，诉说现在的“会馆主”不会办事，要求祖父另行推荐一个人。凤尾山是海门外的一个海岛，岛上的居民都是打渔为生的，且都是闽人。山上的管理权，实际上是在所谓会馆主的手里。所谓会馆主，便是福州会馆的一个管事者，一面代表全山渔民，向当地官府交涉一切关于山上的事，一面算是众渔户公推的管理人，山上的一切公益事务，都要由他主持，连夫妻间的吵架，也都要向他控诉，求他批判是非。这个会馆主大概要是一个读书人，见过世面的，有力量的，可以见官见府，可以向他们保释山上因闹事被捉的渔户的。而众渔户便每年凑集了一笔款子送给他维持生活，以为报酬。如遇渔市兴隆时，他也着实可得一批款子。这个会馆的成立，祖父是主持最力的一个人，且曾亲自上山为他们筹划一切，亲自向同乡中有钱的人，为他们募款来建筑这个会馆，所以渔户每次要会馆主时，总是向祖父要求推荐一个人，每次覚得会馆主不称职，不满众望时，也必向祖父要求撤换了他，而另举一人。这一次，他们又来了。祖父便想起一个穷苦的远房兄弟来，他恰恰也赋闲着，便荐了他去，叫三姑丈也跟了去，可以分到一点好处。三姑丈到凤尾山去，而且要去分得些会馆主应得的一部分利益，是没有人会反对的；因为会馆的大殿，乃是他父亲生前独资捐建的。周家大老板的名望，山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儿子去做会馆主的助手，谁还会反对。要是三姑丈有本领，可以见官见府的话，他要做会馆主是再容易没有的。只是他自己知难而退，晓得一定不能胜任，所以宁退居于助手。他到了山上半年一年，还是一个钱也不能寄回家。他除了吃一口饭以外，实在不曾得到一个小钱。那个会馆主是很有心计的，他用种种的方法，来欺瞒这个忠厚无能的三姑丈，使得他一个钱也得不到；所有的钱，一总都落在他自己的袋里去，完全不顾祖父和他说定的口头契约，而且一年之后，他还设法使这样浑浑沌沌的一个忠厚人也会自己覚得山上是不能再住下去。于是三姑丈下山了，而会馆由他一个人独占了去。祖父对于这事很不高兴，但也不便和他变脸，因为山上渔户和他还相安，便任他当会馆主下去。而三姑丈在外已久，覚得很想家，便也回到故乡了。他们一家四口，又如前的过着无米少柴的困苦万状的生活，而他又默默的静听着三姑尖利的无休止的讽骂的话。他圆圆而黑的脸上，只微微的罩上了一层薄薄的愁云，双眉微微的蹙着。
如此的过了八年，十年，十五六年，他们总还是沉陷在这样艰难穷困的泥泽中而不能自拔。其间，三姑又曾到过我们家里住了几次，却终于每次都住了不久便回家。其间，三姑丈也曾有过几次小差事，然都仅足维持一时的生活，且都不久便又失业了。我不知这悠久的岁月，在他们是怎样的度过去的，这穷厄万状的生活，在他们是怎样能活下去的！这一对年轻力壮的夫妇！
前年，我回归故乡时，见到三姑，她还是那样黄瘦而郁郁的。两个表弟已经都有十三四岁了，因为不曾读过书，进过学堂，也都是浑浑沌沌的大有父风。三姑丈因为实在穷得无法，且在家里为三姑讽骂得实在无可容身，便投身于警察厅里，当了一名长警。他终日忙碌着，有公事在身，很不容易回家。直到我见到三姑后的第三天晚上，他才得请假回来，和我相见。他穿着黑布的警服，还是满脸的忠厚无用的样子。他对我说起当巡警的苦楚。天一亮就要起床，冰冷的天气还要执枪早操。腿微弯了一点，便要被巡官不留情的拔出指挥刀重打几下。一天倒有半天时间在站岗、出差。还有，几天便轮到一次夜班，那更是苦了。冷清清的立在街头巷尾。要是偷偷的依墙睡一下，被巡夜的警官查见，第二天便要打几十下军棍了。我以前，每见雄赳赳的长警，便以他们为具有无限权力的人，是管人，不是被人管的，不料内幕里却有如此的苦处。我更想不到忠厚无能的三姑丈竟会受得住这样的劳苦辛勤。
又有三年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了。等到他们的消息再给我知道时，却有一个更坏的消息，报告三姑丈的病亡的。据祖母说，他病死的前半年，更受尽了人家不曾受过的苦楚，三姑也是这样。一直到了死，他才脱离了这个苦境，三姑也方才脱离了这个苦境。在那半年前，他不知为了什么缘故，竟遭巡官责打了几十下军棍而被革退。他棍疮发作，又没钱去请外科。如此的睡躺在床上，流着脓血，不能起床，以至于死。三姑一面侍候他，一面还要张罗家中的柴米，那辛苦与焦急，眞是不忍令人去想象。
他临死的几天前，三姑还是哝哝咕咕的讽骂着，他还是那样的默默无言的对着她，双眉紧蹙着，圆圆而黑的脸上罩上了一层薄薄的愁云，有时还轻轻的叹着气，这是他从来所没有的。无论遇到如何痛苦的境况，他从来不曾叹过气。人家说，这是他将死的征象。
他死了，一切的丧事费用，都是靠着几家近亲的赙赠。他死了，冷冷清清的一口薄材，一个妻，两个孩子哭着送他上厝所，再没有别一个来送丧。他死了，也许在他反是脱离了人世的苦海与艰难穷困的陷阱。然而被留下的是三姑，是两个孩子，他们还在这个永不能冲破的陷阱中挣扎着，只是少了一个同囚的人了。
夺了他资产的两个哥哥，如今还是兴兴旺旺的，舒舒服服的过着生活，而且家境还一天一天的好。祖母一想起，便要感慨叹息于天道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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