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不可。三叔再三的吩咐他，把房子烘暖后，炉子便要端出门外去；要放炉子在房里，窗户便要开一扇。煤气是很厉害的；一冬总要熏死不少人。他似听非听的，每夜总是端了烧得炎炎旺旺的白炉子进屋，不再放它出门，窗户总是闭得严严密密的。好几天不曾出过什么毛病。
有一夜，我在半夜中醒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呻吟，那重浊而宏大的呻吟声，不似人类发的，似是马或骆驼的呻吟，或更似建幕于非洲绝漠上时所闻的狮子的低吼。我惊了一跳，连忙凝神的静听，淸淸楚楚的，一声声都听得见，这声音似从对房发出的。我穿了衣，披了大氅，开了门出去，叫了几声：“五老爹，怎样了？怎样了？有病么？”他一声都不答。我推了推门，是闩着的，便去推他的窗子。窗子还没有关闭着。我把窗一推，一股恶浊的煤气由房里直冲出来，几乎使我晕倒。这时，三叔也已闻声起来了。我们由窗中爬进，把门开了，房里是烟雾弥漫的。五老爹不省人事的躺在床上呻吟着。合家忙碌碌的救治他，把他抬到天井里使他呼着淸新的空气，李升又去盛了一大碗酸菜汤来，说是治煤毒最好的东西，用竹筷掘开他的牙齿，把酸菜汤灌了进去。良久，他才叹了一口气而复活了，叫道：“好难过呀！”
足足的静养了五天，他才完全复原。自此，他乃浩然有归意。挨过了严冬，到了白杨花如雪片似的在空中乱舞时，他便眞的归去了。送他上东车站的是三叔和我。行李还是轻飘飘的来时的那几件，只多了身上的一件厚棉袍，足上的棉鞋、棉袜。
五年后，在故乡，我们又遇见了几次，是最后的几次。他一听见我回来了，便连忙赶来看我。还宛然是五年前的五老爹，十五年前的五老爹，三十年前的五老爹，神情体态都一点也不变，只是背嵴更弓弯了些。
他依然是健谈，依然是刺刺不休的诉说他的贫况，依然是微笑着。但身上穿的却是十五年前的衣服，而非厚的棉衣，足上穿的却是十五年前的污黄的布袜，靑缎的厚底鞋，而非棉袜棉鞋。他叹道：“穷得连衣服都当光了。有几个亲戚每月靠贴一点，但够什么！”
第三天，二舅母来时，她说，五老爹托她来说，如果宽裕，可以资助他一点。我实在不宽裕，但我不能不资助五老爹。三十年来，他是第一次向我求资助。
我带了不多的钱，到他家里去拜望他。前面是一间木器店，他住在后进，只有两间房子，都小得只够放下床和桌子。他请我在床上坐，一会儿叫泡茶，一会儿叫买点心，殷勤得使我不敢久坐。我把钱交给了他，说道：“这次实在带得不多，请五老爹原谅。以后如有需要时，请写信向我要好了。”他微笑的谢了又谢。
第二天早晨，他又跑来了，说道：“我还没替你接风呢。今午到我家里吃饭好么？”我刚要设辞推托，不忍花他的钱，他似已知道我的意思，连忙道：“你不厌弃你五老爹的东西么？五老爹在你少时也曾买糖人糖果请你，你还记得么？菜都已预备齐了，一定要来的。不来，你五老爹要怪你的。”我再也不能说得出推辞的话，只好说道：“何必要五老爹多破钞呢！”
这一顿午饭，至少破费了我给他的三分之一的钱。他说：“听说你喜欢吃家乡的鲍鱼海味，这是特别赶早起去买来的，你吃吃看。”又说道：“这鸡是你五老爹亲自炖的，你吃吃看，味儿好不好？”我带着说不出的酸苦的情绪，吃他这一顿饭，我实在尝不出那一碗一碗的丰美的菜的味儿。
我回到上海后，五老爹曾有一封信来过，说道，这二三月内，还勉强可以敷衍，希望端午节时能替他寄些款去，多少不拘。然而端午节还没有到，而五老爹已成了古人了。我寄回去的却是奠仪而不是资助啊，我不忍思索这些过去的凄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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