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朔方
朱星同志的《金瓶梅考证》（见《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第2 一4 期。）（以下简称《考证》）重申《金瓶梅》是个人创作的旧说；他的新发现是"明万历庚戌年在吴中的初刻本确无淫秽语，到再刻时改名《金瓶梅词话》就被无耻书贾大加伪撰"；以前有人猜测此书作者是王世贞，《考证》则进一步加以肯定。本文将论证：《金瓶梅》原书就有猥亵描写；它不是个人创作，它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都是在民间艺人中长期流传之后经作家个人写定的；写定者不是王世贞，而是李开先。
一
《金瓶梅》的现有最早版本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全名为《金瓶梅词话》，包含很多猥亵描写在内。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依据明代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的记载推论出一个更早的庚戌年（1610）刻本。推论是可信的，时间或略有先后，关系不大。《考证》称它为庚戌年初刻本。
鲁迅没有见过这个初刻本，因此他对此书和所谓秽本是否同一系统没有表明看法。或者说，他没有发现其中可能有版本问题。《中国小说史略》说：此书"非独描摹下流言行… … 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溢，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可见事实上鲁迅把初刻本和所谓秽本看作同一版本，不加区别。他不认为庚戌年初刻本"确无淫秽语"，或两者有重大的版本上的差异。
见过初刻本而留下文字记载的只有沈德符的《野获编》。他说："此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洁始祸，何词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 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泥犁是梵语地狱的音译。佛家以为作绮语，写淫书，是十恶之一，死后要下地狱。可见此书庚戌年初刻本和沈德符以前所见的抄本以至《金瓶梅词话》并无重大不同，它们都有猥亵描写。《考证》作者说初刻本"确无淫秽语"，他既没有见过这个初刻本，又提不出别的论据，当然不能推翻沈德符的上述论断，或从中得出相反的推论而使人信服。
也许《考证》可以说《金瓶梅》是《金瓶梅》，《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词话》，不宜混为一谈。本文认为，既然《野获编》所说的《金瓶梅》和今天所见的《金瓶梅词话》给人的印象相同，都有偎裹描写，我们就只能承认《金瓶梅》是《金瓶梅词话》的简称。不可能一本"确无淫秽语"，而另一本是"淫书"。
《野获编》卷二十五将《金瓶梅》列于词曲之下，是《金瓶梅》即《金瓶梅词话》的另一旁证。如果不是词话，它就和词曲无关，不应当列在这里。
明清两代的研究者都不知道董解元《西厢记》是什么文体。六十多年前王国维才考查出它是诸宫调。其实作品一开头就说得很清楚："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著数"。简单明白，简直不需要论证。《金瓶梅》的情况与此相似。
历来认为《金瓶梅》是作家个人创作，而它现存最早的刻本却叫《金瓶梅词话》。问题不在于标题上增加或缺少两个字，这也许可以由书贩随意改动；问题在于它的几十万字的本文都可以证明它是词话，不是个人创作，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词话"这个词儿在中国文学史士洪不生疏。关汉卿《救风尘》杂剧第三折第二支《滚绣球》说："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不认人"。《元史》卷一0五《刑法》四《禁令》："诸民间子弟不务正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可见这种说唱艺术曾经风行一时。有词有话，即有说有唱。词，泛指诗、词、曲等韵文而言。《金瓶梅》以词话为名，不会是什么人糊里糊涂加上去的。（近人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1953 年上杂出版社）对词话有专门论述。它推知"从元末到明嘉靖以前的《水浒传》应是全部为韵散夹用的词话本"，又说"在嘉靖间已渐成散文本，到万历时各种繁本和简本都改为全部散文了。然而在嘉靖前后，也还有弹词的词话和少数嘉靖本流传着。"然而，作者却认为"在万历前后又有袭用词话名称，而所指却是散文的小说… … 。《金瓶梅》虽插有许多词曲，又用曲和韵语代言，但全书仍以散文为主，和诗赞系词话迥不相类。"他不认为《金瓶梅》可以像《水浒传》那样由韵散夹用的词语本发展成为散文本，大概也是受到"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兰陵笑笑生撰"等传统说法的束缚，仍是沿用旧说，很可惋惜。）
如果以现存《大唐秦王词话》（《大唐秦王词话》，澹圃主人诸圣邻编次，有天启刊本。这是《金瓶梅词话》之外仅存的一部明代长篇词话。杨慎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是文人拟作，性质不同。）同《金瓶梅词话》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体裁极为相似。《大唐秦王词话》六十四回，书前有分咏春夏秋冬的四首词，再加一首七绝，然后才是第一回正文。韵散夹用，散文多于韵文。每一回起讫都是韵文。《金瓶梅词话》正文前有两组词，前一组四首自述缘起，后一组是酒色财气《四贪词》。它也是韵散夹用，每回起讫都用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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