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话，特别如贾三近这样一个土生土长而未到过浙江的人来说，一般在描写发生在山东的故事、活动在山东的人物时不可能也无必要渗人大量的南方习尚和语言。反之，假如是一个南方作家，虽然一般地懂得一些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实际上并不真正地熟悉，故也可以努力装着写山东的一套，但结果还是不自觉地露出了南方的痕迹。这个道理虽然非常简单，但十分重要。此外，《金瓶梅》中恰恰存在着一些不合山东口气的描写。如第九十三回写王杏庵送任道士的礼品中有"鲁酒一槽"，山东作者写山东故事时自称"鲁酒"有悖常情；第九十四回写孙雪娥在临清待卖时，张妈说"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棉花客人… … "她们人就在山东，怎么还会说"山东卖棉花客人"？由此可见，《金瓶梅》的作者不像是贾三近、李开先、赵南星、冯惟敏等山东人。
研究者研究了作者的身世、思想、性格、作风等方面后普遍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很不得志、看穿世事、不满现实、甚至有点玩世不恭的人，这就不像是王世贞、赵南星、贾三近等人；然而，笑笑生又熟悉上层，能写得许多大场面，故又不类未曾进京任职的徐渭、李蛰、冯惟敏等；作者好叙男女情欲和熟悉小说戏曲乃至游戏文字等，这也不类道学气较重的薛应旗等人和一般的"正人君子"。诸如此类，《金瓶梅》书中所透露的作者的特点，即使有一、二点与前人猜测的十几个人有相近之处，但通观全局，总不能合；再结合了金瓶梅》的写作时代和作者习尚来看，我觉得以前各说，均难成立。
二、
前人各说之所以难以成立，还在于所猜之人与"笑笑生"这个化名均无直接联系。今自认为"笑笑生"即是屠隆，就不同于前人而找到了屠隆确实用过"笑笑先生"（生即先生）这个化名。魏子云先生《论兰陵笑笑生》云："兰陵笑笑生特别对释道两家的人士，大力嘲笑与讽刺，对于儒生们更是正面嘲笑。如第五十六回（应伯爵举荐水秀才），念出的一诗一文，就是一篇高乘的嘲讽之作。"现将此一诗一文全录如下：
哀头巾诗
一戴头巾心甚欢，岂知今日误儒冠。
别人戴你三五载，偏恋我头三十年。
要戴乌纱求阁下，做篇诗句别君前。
此番非是我情薄，白发临期太不堪。
今秋若不登高第，踹碎冤家学种田。
祭头巾文
维岁在大比之期，时到揭晓之候，诉我心事，告汝头巾。为你青云利器望荣身，虽知今日白发盈头恋故人。忆我初戴头巾，青青子袊，承汝枉顾，昂昂气忻。既不许我少年早发，又不许我久屈待伸。上无公卿大夫之职，下无农工商贾之民。年年居白屋，日日走黉门。宗师案临，胆怯心惊。上司迎接，东走西奔。思量为你，一世惊惊吓吓，受了若干苦辛。一年四季零零碎碎，被人赖了多少束修银。告状助贫，分谷五斗，祭下领支肉半斤。官府见了，不觉怒嚷，早快通称，尽称广文。东京路上，陪人几次，两斋学霸，唯我独尊。你看我两只皂鞋穿到底，一领兰衫剩布筋。埋头有年，说不尽艰难凄楚；出身何日，空沥过冷淡酸辛。赚尽英雄，一生不得文章力；未沽恩命，数载犹环霄汉心。哇乎！哀哉！哀此头巾。看他形状，其实可矜。后直前横，你是何物？七穿八洞，真是祸根。呜呼！冲霄鸟兮未乘翅，化龙鱼兮已失鳞。岂不闻久不飞兮一飞登云；久不鸣兮一鸣惊人。早求你脱胎换骨，非是我弃旧恋新。斯文名器，想是通神。从兹长别，方感洪恩。短词薄奠，庶其来欲！理极数穷，不胜具恳。就此拜别，早早请行。
现在我查到，这一诗一文即出自《开卷一笑》（后称《山中一夕话》）。此书是一部笑话及其他游戏文字集。王利器先生《历代笑话集》、日本《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书名人名索引》等均著录。原刻于明末，甚罕见。后有多种刻本。此书卷一题"卓吾先后编次，笑笑先生增订，哈哈道士校阅"，卷三题作"卓吾先生编次，一袖道人屠隆参阅"，又一卷前无大题，只有"一袖道人屠隆考阅"。周作人《苦茶庵笑话集序》谈到此书时曾说："《开卷一笑》有日本宝历五年（西历1755）翻刻第二卷本，巢庵主人小序中云，《开卷一笑》明李卓吾所辑，屠赤水亦加参阅，后人删补改曰《山中一夕话》，上集下集各有七卷，上集专集词赋传记，下集多出笑言嘲咏。北京大学藏有一部，由老田海内氏家藏图书印，盖系从海外传来，原刻上集七卷，序目皆改称《一夕话》，而板心均仍作《开卷一笑》，卷首署'卓吾先生编次'，第三卷尚留有'一衲道人屠隆参阅'一行字样，徐悉挖改矣。"于此可见，此书的参订校阅者，一会儿题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会儿又题一袖道人屠隆。这样于同一书的不同卷数下更易署名的做法在明清两代是并不少见的。例如《醋葫芦》、《弁而钗》、《宜春香质》等各卷的题署均或同或异，孙楷第先生曾指出，此皆"一人所编一家所刊者"。而一袖道人即是屠隆的号，笑笑先生与哈哈道士，也正如郑振铎先生说为《金瓶梅》作序的"欣欣子便是所谓笑笑生他自己的化身"一样，都是一个人。据此，可以认定，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衲道人、屠隆都是同一人。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金瓶梅》全文引用很能表达作者思想的这一诗一文，在《山中一夕话》中恰恰被标明作者即是屠隆。此书上集所收的诗赋等，一般都有具体署名。其中署"一袖道人"的有四篇：卷四的《醒迷论》、卷五的《别头巾文》、《励世篇》及卷六的《秋蝉吟》。其《别头巾文》，就包括《金瓶梅》中所引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两篇。这四篇文字，既和屠隆的思想特点一致，又与《金瓶梅》所反映的思想合拍，这就不能不使人相信屠隆即是笑笑生了。例如《励世篇》对"有等穿红海青，有等穿红套鞋，有等穿紫道袍者，有等带矮扁方巾者"的嘲谑，《秋蝉吟》警告一朝飞腾喧嚣的秋蝉"急回头"等都是如此。特别是《醒迷论》。它就是论《金瓶梅》中谈得最多的财色二字，尤其是色。请看这篇文章谈到"淫色"之处曰：
… … 至于淫色，则倾囊囊破家资而欣然为之，甚者同饿莩胥盗贼而终身不悟也。… … 则耗元气，丧元精而怡然安之，甚则染恶疮、耽弱病而甘心不悔也，谓之何哉？… … 色荒之训书有之，冶容之易有之，理之当鉴也明矣。顾乃正气丧于淫邪，名节堕于妖媚，虽有豪才不足取也。今之死战斗者以勇名，死谏净者以直名，而死于色者名之日败家子，稍有好名之心当有择而不为，稍有好胜之念当惮而知改矣。… … 或以为相如之窃玉、韩寿之偷香、张敞之画眉，沈约之瘦腰，为四公之豪，而不知此乃四公之失也。而但言所谓腰间剑与色不迷人者是。… … 如此则楚馆秦楼非乐地，陷阱之渊教乎！歌姬舞女非乐人，破家之鬼魅乎！颠莺倒凤非乐事，妖媚之狐狸乎！识者以为何如？很清楚，《醒迷论》所醒的淫色之迷，正是《金瓶梅》欣欣子序中所说的"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乐极必悲生"的一套道理；它所鞭挞的"死于色者"、"败家子"，就正是西门庆一流人物；证明它这里所说的"理言所谓腰间剑与色不迷人"，也正是指《金瓶梅》中所引的两首诗：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第七十九回）
色不迷人人自迷，迷他端的受他亏。
精神耗散容颜浅，骨髓焦枯气力微。
犯着奸情家易散，染成色病药难医。
古来饱暖生闲事，祸到头来总不知。（第五回）
这样看来，我们说一袖道人屠隆，即是《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就更不是无稽之谈了。
三、
《开卷一笑》使我们从屠隆与笑笑生之间找到了直接联系。为了进一步证实这种联系的可靠性，就有必要考察屠隆的情况与《金瓶梅》之间是否相合？结果表明，没有谁比屠隆更像《金瓶梅》的作者了。
屠隆（1542 一1605），明末颇有声名的文学家，《明史》有传，极为简略地勾勒了屠隆的一生。下面我们从六个方面来说明他与《金瓶梅》之间的关系。
一、关于屠隆的籍贯和习尚。屠隆是浙江郸县人，从嘉靖二十一年出生到万历五年中进士的三十五年间主要生活在家乡。后在山东邻省河南颖上做知县，再到北京当礼部主事，因此略能描写北方的风土人情，甚至《金瓶梅》中许多描写很像是以北京为背景，还夹杂着一些"北京俏皮话"。但这部以山东为背景的小说还是流露了不少南方、特别是浙江的方言和习尚。魏子云、戴不凡两先生曾化了不少力气来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是浙江人，这对屠隆来说完全是适用的。
在这里还有必要交代一下关于"兰陵"的问题。屠隆明明是郸县人，为什么要署"兰陵笑笑生"？我们曾在他的家世上找到了一点线索。他在为其族人屠大山作传时曾谈到其祖先的迁徙情况："其先大梁人，宋中叶，避金难，始南迁句吴。至讳季者，再迁明州之江北家焉，… … 于是吴越间有两屠氏。"（《由拳集· 少司马屠公传》）对于"句吴"，屠隆有自己的认识。他在《鸿苞· 舆图要略》中解释道："常州府… … 又名句吴"。而且紧接着便说所属的"武进县，梁为兰陵"。可见，兰陵正属句吴，是他祖先所居住过的地方。更何况武进古有婆罗巷，屠隆曾将自己的书斋名为"婆罗馆"，其间恐怕也有某种联系。正因此，屠隆在"笑笑生"之前加上"兰陵"二字并非是没有原由的。
二、万历二十年前后屠隆的处境和心情。屠隆少有才名，中进士后也可谓一帆风顺。但正当他在京师意气风发，达官贵人竞相与他结交之时，"竟以仇人侧目，张机设阱，蕴毒既久，一发中人，毛羽摧残，声名扇败，窜逐归来"（屠隆《栖真馆集· 与曹观察》），于万历十二年十月他被汗与西宁侯淫纵而罢官。这时他刚四十二岁。这一打击，使他看到了世态的险恶，刺激甚深。"前年余中含沙毒，浮云世事何翻覆"（《栖其馆集，寄赠大金吾刘公歌》）。这种思想明显地在《金瓶梅》中得到反映。特别在《金瓶梅》的一些与故事内容联系并不密切、甚至不太搭界的回前诗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例第九十三回诗云：
谁道人生运不通，吉凶祸福并肩行。
只因风月将身陷，未许人心直似针。
自课官途无枉屈，岂知天道不昭明。
早知成败皆由命，信步而行暗黑中。
这首诗简直就是为这次打击而写的。此外如第十八回的"堪叹人生毒似蛇"，第二十八回的"风波境界立身难"，第七十六回的"人生在世风波险"等都反映了这种思想。这次打击，也就使屠隆的生命航船发生了急剧转折。从此，他穷困潦倒，饱尝了人世的炎凉；他看透了人生，对整个社会感到了失望；他寻求解脱，企图在佛道中找到出路；他心情苦闷，却更加纵情于诗酒声色。据其《白榆集· 先府君行状》所载，他家本来就寒微。他当官后，家庭经济有所好转，但由于他"好以棒钱急穷济困"，故"官舍常无隔宿粮"（《白榆集· 报王元美》）。一旦罢官，顿陷困境，八口之家，惟靠"斥卤侵焉"的"十七亩水田"，有时就不得不靠"鬻文卖赋"以生（同上《与徐司理》）。因此，南归后不久即"家居贫甚，三旬九食，庶几近之"（同上《答方众甫》）, "日与老母唤脱栗苦黄及马齿觅，细君病店，至无一文钱向医师取药物"〔同上《报王元美先生》）。人一穷，人情就冷。他"初人里门，犹有父兄三老少年相过慰者，久之，履纂遂绝，谨户萧条"（同上《答方众甫》）这真是"贫无阿堵，亲朋不至蓬累之门"（《报王元美先生》）因此，他对世态炎凉，深有感触："当不谷盛时，荣名被身，进贤加首，人望须眉，家拾咳唾，扫门而怀刺者争号登龙，把臂而论交者动引管鲍。一旦遭谗去国，身名两摧，生平心知，平怀观望，… … 炎凉聚散，朝暮迥若两人。何论醒凝者夫，即号称当世之有道石交，顿改面孔。… … "（同上《答李玄白》）一部《金瓶梅》不是大讲"炎凉聚散"吗？势利小人应伯爵又写得何等栩栩如生！这与屠隆具有这等遭遇不能说没有关系。
贫困不但使屠隆"势力炎凉太分明"，而且进一步使他对整个士大夫和社会政治感到了失望和产生了不满。他说："今之士大夫，不通贫贱而好接贵人，不尚清言而好涉尘务， … 外简将口，而内多嗜欲"。（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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