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百谷》）"世道自江陵以鹜猛束湿之政，酿为厉阶刻削之气，急弦绞绳，有识忧之。至今日，水旱沓仍，疫疠继作。去年元元大被其毒，今岁益甚，吴越之间，赤地千里，丧事四出，苍哭不绝"。（同上《奉扬太宰书》）在这思想基础上，他专门写了《荒政考》，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统治集团，对苦难的人民深表同情："夫岁胡以灾也？非王事不修，时有胭政，皇天示谴，降此大青！ … 若水旱为灾，岁以不登，四境萧条，百室枵馁，子妇行乞，老稚哀号，甚而属草根，剥树皮，析骸易子，人互相食，积骨若陵，漂尸填河。百姓之灾伤困厄至此，为民父母奈何束手坐视而不为之所哉！余退居海上，贫无负郭，值海国岁侵，百姓艰食流离之状，所不忍言。余不暇自为八口忧惶而重伤乡老子弟饥谨。乃参古人之成法，顺南北之土风，察民病之缓急，酌时势之变通，作《荒政考》，以告当世，贻后来。"《金瓶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一部形象的《荒政考》。试问，那些对当时社会没有如此认识的悠哉游哉的达官贵人，能写出这样一部"骂尽诸色"的长篇暴露小说吗？
个人的不幸，社会的黑暗，很自然地使屠隆潜心佛道："仆年来万念俱空，一丝不挂，闲中无以自娱，稍三教理参订和合，"（《栖真馆集· 与王敬美太常》）当然，屠隆作为一个文人才士在不得已的处境中学道学佛，只是寻求一种"清虚恬淡"的解脱，而不可能真正"信奉仙释，持戒守律"的。他在《栖真馆集· 与王元美先生》中就说自己"名障欲根苦不肯断"，还要写文章，嗜情欲。而且他本来就"行类滑稽"（《栖真馆集· 自赞》），好作"游戏之语"（《婆罗馆清言自叙》），殊不类释道之徒。然而，学仙学释毕竟对他带来了影响，使他能比较熟悉佛道的一套，包括其弊端，以致能在小说《金瓶梅》、戏曲《修文记》、《昙花记》及其他文字中得到尽情的描写。同时，那种因果轮回、祸福循环、盛衰消长、独善养拙等思想也深深地印人他的脑海。这在屠隆万历二十年前后的各类作品中，也有强烈的反映。诗歌如《鸿苞· 采真诗》云："华屋高崔鬼，层台何轩翥，疎帘媚花竹，罗縠飘烟雾，开筵奏伎乐，度曲按宫羽，莺钗俨成行。蛾眉日进御，忧乐相煮熬，嗜欲纷蚀蠹。自谓万年期，谁知等霜露，瞥然大命临，黄金那可锢？朝旦宴华堂，日暮游泉路。妻孥守穗帷，宾客皆编素，珠玉委泥沙，松柏堰丘墓。墓前蹄猿熊，墓后走孤兔，嶙火青荧荧，山鬼夜深语。"文如《栖真馆集· 与刘金吾》云："虽然貂蝉蟒玉，出入禁阔，此人臣之极也。江汉之上，可以垂纶。世宁有不散之盛筵乎卫"杂言如《婆罗馆清言》云："风流得意之事，一过辄生悲凉，清真寂寞之境，愈久转有意味。"戏曲如《修文记》开场白言其宗旨：
"闲提五寸斓斑管，狠下轮回种子。"《昙花记》序言也说："世人好歌舞，余随顺其欲而潜导之，彻其所谓导欲增悲者，而易以仙佛善恶因果报应之说。拔赵帜，插汉帜，众人不知也。投其所好，则众所必往也。"诸如此类，例不胜举。这种思想都与《金瓶梅》的创作宗旨十分一致，甚至有的用语也非常接近。在这里我们不必过多的引证，只要用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的一段话与以上诸语两相对照，就一清二楚了：
吾友笑笑生为此，… … 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恩，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 … 。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富贵善良，是以摇动人心，荡其素志。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脾，香酥满胸，何掸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 一双玉腕馆复给，两只金莲颠倒颠，何猛浪也。既其乐矣，然极乐必悲生。… … 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 … 莫怪其然也。
三、关于屠隆的情欲观。《续金瓶梅》第四十三回道："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这话虽然有点偏颇，但谁都承认《金瓶梅》关于情欲的赤裸裸的描绘实在是惊世骇俗的。这固然是由于当时社会风气使然，但不能不说作者醉心于此和对人欲有自己的认识有关。我们不能想像那些道学家或王世贞、贾三近等一般好声色的"正人君子"能如此刻画床第间事。而屠隆就是以"淫纵"事罢官的。据《野获编》载，有人告发他时"指屠淫纵，并及屠帷薄，至云日中为市，交易而还。又有翠馆侯门、青楼郎署诸蝶语。"当时人们就传闻他"狭邪游，戏入王侯之室，灭烛绝缨，替遗饵堕，男女蝴而交错，竟因此罢。"（邹迪先《栖真馆集叙》）罢官后，为人"桃荡不检""放诞风流"的屠隆并未收敛，还是"不问瓶粟罄而张声妓娱客，穷日夜"（张应文《鸿苞居士传》）。他自己在《白榆集· 与王辰玉》中也承认："政恐儿女情深，道心退堕，须从爱河急猛回头。如仆外缘遗尽，此情也复不减。"特别是在同书的《与李观察》一信中，谈了他对人欲的独特的看法：" （某）又三年治欲，若顿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 … 乃知其根固在也。… … 男女之欲去之为难者何？某曰：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故难去也。"这篇文章就反复详细地论证了他既想"治欲"而又觉得欲根难除的矛盾。这也正如《金瓶梅词话序》中所说的"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的矛盾。这种观点也就使小说尽管一方面企图否定过度的淫欲，但到最后对此还是不自觉地流露了赞赏的口吻。这也就正如屠隆一样，他到生命的最后还是受到了惩罚："若情寄之疡，筋骨段毁，号痛不可忍"（汤显祖《玉茗堂诗》卷十五），似乎死于花柳病。另外，他对文学作品表现淫欲问题也有自己的认识："夫诗者宣郁导滞，畅性发灵，流响天和，鼓吹人代，先王贵之。仲尼删诗，善恶并采，淫雅杂陈，所以示劝惩，备观省。"（《鸿苞· 诗选》）这就是说，他认为文学作品为了达到"示劝惩，备观省"的目的，是可以"善恶并采，淫雅杂陈"，而不必对"淫"的描写躲躲闪闪的。这些认识也应该说是产生《金瓶梅》的一个特殊的思想基础。
四、屠隆创作《金瓶梅》的其他生活基础。我觉得，《金瓶梅》中有些特殊的情况与屠隆的特殊经历有关。例如，《金瓶梅》既描写了上层官场的大场面，又刻画了市井小人的穷酸相，这不是一般作家都能熟悉的。而屠隆从贫贱到发迹再陷困顿，就有这种条件。有人说，《金瓶梅》所写的蔡太师做寿，西门庆朝见皇帝等一套礼节，乃至给李瓶儿出葬的一套仪仗、路祭，名目之多，非一般人所知。其实，这对于当过礼部仪制司主事的屠隆来说，当然是一清二楚的。诚然，这些情况如王世贞等大官僚也可能知道，但从公子哥儿到达官贵人的王世贞之流是决不能熟悉下层情况的。而《金瓶梅》中描写常时节等穷人窘况之具体生动，在我国古典小说中是并不多见的。再如，《金瓶梅》作者对于商业买卖也颇熟悉，似非一般市民所能掌握。这就与他父亲曾"业商贾"有关。他从小耳闻目濡，必然有所了解。又如《金瓶梅》在各方面鞭挞西门庆时，却又往往描写他慷慨赐舍，似乎破坏了形象的统一性。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恐怕与屠隆本人"往以月奉佐黔首，资穷交"（《栖真馆集· 与王敬美太常》）有关。而当他穷困后，也希望富豪如宋世恩、刘承禧等那样也能如此，故下笔当时不自觉地产生了这种现象。
此外，屠隆知识面广。他在《鸿苞· 奇书》一文中就说文士"不可不知""博学冥莞，广采见闻"的"奇书"。他自己著书丰富，其中少乃不涉及社会各方面的知识，如《考槃馀事》四卷，就杂谈文房清玩之事，从书版碑帖到书画琴纸，乃至笔砚炉瓶，许多器用服御之物，都一一加以详载。应该说也是他能写出一部社会小说的基础。在这里有必要提一提他与西宁侯宋世恩的关系，因为我觉得他在塑造西门庆等艺术形象时在不少地方是取材西宁侯家的。据《明史· 功臣世表》，宋世恩是永乐年间以征西功封西宁侯的宋晨的九世孙，于万历间袭职。屠隆说他是个"纨裤武人子"（《白榆集· 与张大同马肖甫》），并有长诗《公子行赠宋西宁忠甫》一首，具体地描绘了这个年轻、奢靡、放纵、好客的贵人形象，使人感到其气质与西门庆大有相通之处。西宁侯兄事屠隆，两家要结"通家之好"，关系十分密切。这样，屠隆就对他家饮食起居各方面的情况都非常熟悉。从《金瓶梅》看来，描写的西门庆家的情况也不像山东县城中的土豪，显然吸取了西宁一类王侯大官家的情况。甚至王招宣府及林太太的一些描写，也可能与那位"有才色工音律"、对屠隆颇有好感并传说与屠有关系的西宁夫人有瓜葛。当然，这里决不是说西宁侯就是西门庆，西宁夫人就是林太太的原型，两者决不能简单地等同。我的意思只是说，屠隆与西宁侯的交往并最后以"淫纵"罢官的经历，成为他塑造西门庆等形象的一个重要的素材来源。五、屠隆的文学基础。《明史》本传说他"生有异才", "落笔数千言立就"。他自称"即千万言未尝属草"，走笔极快。他的文学才能曾得到王世贞、汤显祖等人的激赏。王世贞多次称赞他为"真才子", "驰骋招绅间，亡抗衡者"（《弇州山人续稿》）。他死后，其友张应文曾对他的文学成说作如下评价："万历中元美、伯玉先后没，海内遂推居士为词宗。居士天才宏丽，… … 而学无所不窥，吐词捉笔，万解泉倾，士相顾惊服。"（《鸿苞居士传》）而更重要的是，屠隆不仅善写正统的诗文词赋，而且也熟悉戏曲、小说、乃至如《开卷一笑》之类民间游戏文字。据《野获编》载，"屠亦能新声，颇以自炫，每剧场辄阑人群优中作技。"《列朝诗集》也载："阮坚之司理晋安，以癸卯中秋，大会词人于鸟石山之邻霄台，名士宴集者七十馀人，而长卿为祭酒。梨园数部，观者如堵，长卿幅巾白袖，奋袖作'渔阳掺', 鼓声一作，广场无人，山云怒飞，海水起立。"可见，屠隆对前人的剧作和剧场的演出，都是十分内行。这就难怪《金瓶梅》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剧曲史料。屠隆能演出，也能创作。他留下了三部传奇《彩毫记》、《昙花记》、《修文记》。其特点公认是篇幅长、关目繁、人物多、宾白多，这与小说的创作就比较接近。屠隆对小说也是重视的，《虞初志》、《艳异编》就有他不少评点。从这些评点中可以看出屠隆对于小说的形象塑造、对话描写等艺术特点都有相当认识的。总之，从文学修养来看，屠隆完全是具备条件来创作这一部"文备众体"的小说《金瓶梅》的。
六、屠隆与《金瓶梅》的最初流传。《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它一到社会上当即受到轰动；又因为它是一部"淫书"，作者就不大可能交给没有关系的人。因此，在推究其作者时，探索他与最初收藏、流传者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说来，那些与最初收藏、流传者甚无关系的人都不大可能是真正的作者。现据《野获编》、《山林经济籍》及谢肇浙跋等记载，万历年间有《金瓶梅》"全本"者其实只有两家：一为刘承禧，一为王世贞。而这二人与屠隆恰恰都有非同一般的关系。
关于刘承禧，《黄州府志》、《麻城县志》中均有传。他袭职，与其父！。召为锦衣卫指挥。他身居武职，而崇尚风雅，文人墨客皆乐于往还，好一占玩书画，蓄秘籍奇器，故《麻城县志》称其"奕叶丰华，人以为邑之王谢也。"从《栖真馆集》中《寄赠大金吾刘公歌》一诗和《与刘金吾》一文就可知屠隆和其关系的大概。录《与刘金吾》中一段如下：
独念明公畴昔周旋，义高千古。当不按初被仇口，明公一日三过不债邸中，对长安诸公，冲冠扼腕，义形于色。不侫云："某越国男子，归不失作海上布衣，明公休矣，无累故人。"明公慷慨以手摸其腰间玉带曰："某一介鄙人，至此亦已过分，诚得退耕汉上田，幸甚，亦复何惧！"及不俊挂冠出神武门，蹇驴且策，而两儿子痘疡适作。公曰："君第行抵潞河，留八口京邸，薪水医药，余维力是视。"不任遂行。明公果惠顾不债妻擎甚至。而不债之阻冻潞上，则又时时使人起居逐客馈询不绝，所以慰藉之良厚，又为治千里装，不债八口所以得不路馁者，明公赐也。种种高义，岂在古人下乎！仆所以万念俱灰，此义不泯，申章远寄，肝肠在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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