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平和则天下自安。
国家或治平，或丧乱，或勃兴，或败亡，无不由教化所起。
然而世道衰颓，已有数百年之久。
天下大乱也已将近二十年。
百姓不见德行，只见战乱；掌权者不施教化，只用刑罚。
如今国家刚刚开始复兴，天下未定，既有战争，又有饥荒，所有体制都是匆匆创立，大多是权宜之计。
以致使礼让之风不兴，风俗未能改变。
近年收成稍丰，徭赋尚轻，百姓略得温饱，则教化可以实行了。
凡各级地方官员，应当端正思想，对上承奉朝廷旨意，对下宣谕教化。
实行教化，贵在能培养淳朴之风，浸润以冲和之元气，广布道德，显示朴素。
使百姓勤勉不倦，心中向善，不知不觉中消去邪伪之心，嗜欲之性，而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才是“化”。
然后教育百姓孝悌，使他们有慈爱之心；教育百姓仁义和顺，使他们和睦相处；教育百姓礼义，使他们互敬互让。
有慈爱之心，就不会遗弃亲人，就不会因物质利益而互相竞争。
三者俱备，就可以以仁义来治理天下了。
先王移风易俗，倡导淳厚朴素，轻易而治理天下达于太平盛世，其原因全在于此。
这是最重要的道理。
其三，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
人存在天地之间，衣食是性命的根本。
食物不足就会饥饿，衣服不足就会寒冷。
饥寒关系到自身，在这种情况下想使百姓广行礼义谦让，犹如在长坡上自下而上滚动弹丸，势必无法实现。
所以古代的圣贤君王都了解这种情况，一定先要使百姓衣食丰足，然后才实行教化。
衣食丰足的原因在于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
而充分发挥土地生产能力的原因，又在于勉励农耕有正确的方法。
主管此事的是各级地方官员。
百姓愚昧，智力不足，必须加以勉励考核，才能出尽全力。
各州、郡、县，每当年初，必须命令百姓，无论年纪大小，只要能操持农具的，都要下田，按时翻耕土地，不得延误。
耕种结束后，要及时管理禾苗，麦收、养蚕之时，男女老幼都应全力以赴，如同救人、救水、抵御盗贼一样，然后才可以使农夫不荒废田地，养蚕的妇女取得成效。
如果有游手好闲、懈怠懒惰的人，早收工，晚出工，贪图安逸，厌恶劳动，不勤于农耕，里正、户长应当把他们的姓名上报郡县，郡守、县令可就事加以惩罚，以劝戒众多百姓。
这是贤明的守令所实行的教化。
即使是百亩之田，也必须春天翻耕，夏天播种，秋天收获，然后才有过冬的食物。
这三个时节是务农的关键之处。
倘若失去其中一个时节，就不可能吃到谷物。
所以先王告诫说：“一个农夫不耕田，天下必有因此而挨饿的；一个妇女不织布，天下必有因此而挨冻的。”如果在这三个时节不明事理，而使百姓荒废农耕，这就是断了百姓的性命，把他们赶向死地。
孤独贫弱之户，无牛之家，勉励他们互通有无，互相帮助。
在三个农时的间歇时间和下雨的空闲时间，还应当教育百姓种植桑树、果树，栽培蔬菜，修整园圃，饲养鸡猪，以备生活之需，养老之用。
治理政事不宜过于繁琐，过于繁琐就会烦难百姓；勉励农耕也不应过于简略，过于简略就会使百姓懈怠。
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必定会掌握时节更替，政令繁简适中。
所以《诗经》说：“非刚非柔，施政宽和，福禄齐至。”如果做不到这些，那就只有滥用刑罚了。
其四，提拔贤良之才。
天生众民，无力自治，所以一定要奉立君王来治理他们。
君王无法独自治理天下，所以必须设置君臣来辅佐君王。
上至帝王，下及郡县和诸王封国，得到贤臣则可太平，失去贤臣则必动乱，这是根本的道理，历代帝王无法更易。
如今刺史守令都有下僚吏员，这些都是辅佐治事的人。
刺史府衙的官员由朝廷任命，州吏以下的属员则由牧守自选。
从古以来，州郡的大吏是只取门第，大多不选贤明能干之人；小吏则是只试写作能力，不问他们的志向行为。
门第本是先辈的封爵官位，并不能避免子孙的愚昧；写作是身外的微末之技，也并不排斥本人性格行为的轻薄虚伪。
倘若从门第之中选得贤明能干之人，好比是骑骏马而日行千里；倘若从门第之中选得愚昧之人，则如同土牛木马，外形相似而实无所用，无法使之行路。
倘若从写作之中选得志向操守俱佳之人，犹如精雕金玉，内外皆美，实为人中之宝；假如从写作之中选得轻薄虚伪之人，好比是装饰着彩画的一段朽木，只能一时好看，而无使用价值。
如今的选举，应当不限于门第，只着眼于真正选拔出人才。
假若得到这样的人才，自可出身卑贱而为卿相，如同伊尹、傅说那样，更何况州郡的职位呢？假若不是这样的人才，像丹朱、商均虽是帝王后裔，连百里封地都无法保住，更何况公卿的后代呢？观察人的道理由此可知。
寻求有才能技艺的人，目的是让他们辅佐治理百姓。
若是有才能技艺而且立身正直的，必定施展他们的才能使政治清明安定；假若有才能技艺而又为人奸诈虚伪的，将利用他们的官职而制造动乱，又怎么求得清明安定呢？所以欲求才能技艺，必然先选择志向操守。
凡志向操守俱佳者，就举荐他；凡志向操守不好者，就摒弃他。
但是，如今选拔人才的官员大多说“国家没有贤才，不知道该举荐什么人”。
这话没有经过思考，不合道理。
为什么呢？古人有言：圣明君主兴起，不待上天降辅佐之臣；圣人受命，不待大地荐有才之士。
总是任用当世之人，治理当世政务。
所以殷朝、周朝不会空等稷、契这样的大臣，魏朝、晋朝也不会假手萧何、曹参的辅佐。
孔子说：“十家之村，必有像我一样讲究忠信的人。”难道万家聚居的都市，竟然说没有人才？不过是寻求不勤，选择不精，或者是不得其用，即使有了委任也无法尽展才能，所以说没有人才罢了。
古人说：“从一千人中选拔出来的杰出人物称为英才，从一万人中选拔出来的英才称为俊才。”以聪明才智授予官职的人，以高尚行为闻名全国的人，难道不是近于英俊之士吗？只要能勤勉详察，舍弃虚假，取其本质，各自都能得到州郡之中最优秀的人才，并使用他们，这样，百姓无论人数多少，都足可以治理了。
谁说没有贤才？美玉未经雕琢时，同砖瓦石头相似；名马没有奔驰时，与劣马相混杂。
一旦美玉经过雕琢显出光泽，名马稍试足力，就可看出它们与石头、劣马的不同了。
那些贤能之士没有被任用的时候，也是混同于一般的人，与美玉、名马没有什么区别。
必须把政事委任给他们，把任务交付给他们，才能使他们与平庸之辈显出差别。
从前吕望屠牲钓鱼，百里奚喂牛，宁生敲打牛角，管夷吾三次失败，在那个时候，那些庸俗之人怎会说他们贤能？等到他们辅佐明主，完成霸业，积数十年之力大功告成，人们才认出他们是才能卓异之士，于是后世称赞不绝。
像他们那样的奇伟之才，绝代英杰，尚且不能在机会未到之时有别于一般的人，何况不如他们的人呢？如果一定要坐等吕望出现然后再用，那就永远也不会发现吕望这种人才；如果一定要坐等管夷吾出现才加以委任，那就永远也不会发现管夷吾这种人才。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才能的人必然是从微贱而到著名，其功劳必定是由小功积累而成大功，哪里有尚未任用而已成大业，不加使用而先已成名的道理？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则贤能可以求得，有才能之士也可以选到。
得到贤能而加以委任，得到有才能之士而加以使用，那么天下的清平安宁是不愁实现了。
然而善于做官的人必须先使政务简要。
政务简要，则有道德的人容易充任，有道德的人易于当官，则事情没有不能治理的；政务繁琐，则属员中一定会混入坏入，混入坏人后，则政事必出弊病。
所以有这样的话：“政务简要则事少，事少则百姓清静；政务繁琐则事多，事多则百姓混乱。”清静和混乱的原因，在于政务之简要或繁琐。
查现在的吏员，人数不少。
从前民多事多，尚且能够治理，而如今人口减少，依照原来的数目设置吏员，还认为人手不够。
听说下面的州郡还有兼职和代职，扰乱百姓，十分无理。
像这一类人，应当全部免职，不能让他们习以为常。
不在州郡当职的官，也必须选择有道德的人，以至里正、户长之职，都应当谨慎选择，使他们胜任其职，便于互相监督统领。
里正、户长是治理百姓的根基。
根基不歪斜，上面必然安稳。
访求贤能的方法不只一种。
可是为了谨慎周密起见，必须予以委任来试验他的才能，加以考核和观察。
从他在家的言行，以至邻里族人，都要访查清楚，观察他过去的所作所为，这样就会明白知人之道，区别贤能与奸邪。
按照这个方法来寻求人才，大概就不会有什么错误和后悔了。
其五，慎用刑法。
人受阴阳之气而生，有感情，有个性。
性情或者为善，性情或者为恶。
善恶一旦分明，随之就是赏罚。
赏罚适度，则可制止恶行而勉励善行；赏罚失度，则百姓不知所措。
百姓不知所措，就会生出怨恨反叛之心。
因此先王重视赏罚，特别警惕谨慎。
所谓警惕谨慎，就是要使治狱之官全心全意，推究案件的原委。
首先要察言观色，倾听诉讼，再用事实加以验证，妙解疑难，尽破奸伪，使邪恶无处可藏，就一定能够找到罪犯。
然后根据犯罪事实量刑，轻重适当，赦免那些犯有过错的人，怜惜那些愚从的人，侦得实情不要喜形于色。
又要推究情理，考虑礼制和法律，无不合于人心的深隐之处，昌明圣教，使罪犯服罪。
这是最好的情况。
可是地方官员人数众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通达的见识，推究事理情由，也或许难以一一问个水落石出。
只是应当怀大公无私之心，去偏袒枉法之想，务必求得是非曲直，尽量做到公平恰当。
听讼察狱之理，在于尽量查证，然后依法拷问审讯，不苛刻，不暴躁，有疑点则从轻发落，未经审讯不妄加处罚，根据案情判决，案件就不会积压。
这是次一等的情况。
如果不存宽厚仁慈之念而肆意残暴，把百姓看得如同木石一样，任意拷打。
狡猾者即使罪情暴露也有可能免受惩罚，辞辩不强者即便无罪倒反而被罚。
像这样的情况属于下等，不敢把共同治理的职位托付给他们。
如今的地方官员，应当努力达到中等水平，向最高水平看齐。
如果属于下等，则应依法惩治，不得赦免。
所考虑的事情应当更远更大，心中不忘道德教化。
先王的命令说：“与其杀死无罪之人，不如赦免有罪之人；与其妨害善行，不如使它更为放纵。”明知必然无法治罪，就宁可多放掉一些有罪之人，而决不妄害一个好人。
如今的官员却不是这样。
援引法律条文，苛细周纳，巧言审讯，宁可罗致好人的罪名，也不肯依据刑法而免罪。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他们都喜欢杀人，只是说为吏宁可严酷，可以免留后患。
这就是只图自己方便，不考虑什么是公正，如此执行法律的，都是奸诈小人。
人是天地间的宝贵物品，一旦死去则不可复生。
然而在严刑拷打之下，有人由于难以忍受痛苦而被迫认罪，无法申冤，从而受到刑罚乃至处死，将来恐怕还会不断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自古以来，就规定了审案的五种方法和对犯罪者可以从宽处理的三种情况，制定出对各种狱讼谨慎从事的法典，这都是十分关怀百姓的措施。
凡是伐木割草，打猎不顺手，尚且违背时令，而有亏于帝王之道，更何况刑罚不当，滥害好人，难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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