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不会放过他，不放过他就一定会生变。颜良、文丑是一夫之勇罢了，可以一战而擒。”后来，许攸贪图小利而违法，审配收监了他的家小，许攸一气之下投奔了曹操。颜良在战场上被斩首，田丰因劝谏袁绍而死于非命。一切都没有逃出荀或的预料。]
【按语】
量才用人也存在着辩证法，一方面，用什么人关系着事业的成败，正如赵蕤在本文中所讲的“欲观其亡，必由其下。”纸上谈兵，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都是这方面有名的历史故事。赵王用了不该用的书呆子赵括，结果被秦将白起坑卒四十万。诸葛亮用了不该用的马谡而失了街亭，逼得自己不得不唱空城计。
反过来从另一方面讲，君主、主将或主管者是什么样的人，也决定了他会用什么人，于是，也决定了他的成功与失败。这正如孙武所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之谓也。”项羽、袁绍之所以失败，刘邦、曹操之所以成功，原因就在于此。
另外，从以上四人的成功与失败中我们还可以悟出这样两个道理：第一，“妇人之仁”不可成大事。郭嘉论曹操对袁绍有十胜，袁绍有十败，其中之一便是在“仁”上的胜败。郭嘉说袁绍“见人饥寒，恤念之情形子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所谓妇人之仁耳。”这种仁爱是短浅的，没有胸怀的，因为他爱的范围只是眼睛看到的，太有局限性。他的仁爱并不是从普天下的所有人出发，他没有博爱天下的气魄和勇气。所以是成不了事的。类似的话，韩信在评论项羽时也说起过：“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玩赏，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意思是，项羽对人很有礼貌，很慈善，总是好言好语，遇到有人病了，还要哭哭啼啼，把自己吃喝的东西分给他。可是，当遇到该封赏那些有功者以爵位时，他却把爵印抓在手中，都玩出了缺口，也不舍得交出去。看他“恭敬慈爱”、“泣涕分食饮”这点上，的确有仁爱之心。可看他“玩印不予”这点上，却是小家子气。所以，他和袁绍是同样的毛病——“妇人之仁”，结果都得失败。有道是“大仁不仁”，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就应当有博爱天下的胸怀，而且也应该有容纳天下苦困的气魄。目光总盯在一时、一地、一二人身上，是成不了气候的。第二、传统包袱太重，对事业的成功是有害的。郭嘉论袁绍之所以失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的包袱太重了。袁绍有“累世之资”，出身名门望族，这样的世家子弟办起事来，因门第的传统而处处讲规矩，繁文缛节很多，什么事都要先拿出个架子。结果是，既违背了人性，不能使上下亲和，又影响了办事效率。不如曹操“体任自然”来得好，这种直截了当的作风既顺应人性的要求，使上下同心，又提高了办事效率，所以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传统是一种财富，它给后人提供了办事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但是，这个包袱过重就束缚了人的手脚，限制了人的 创造和发展，于是，好东西就会变成坏东西。比如宋与金的对抗中，宋人由于有前人的传统，而十分讲规矩，可也正是这规矩害了宋人。据说，宋廷闻报金兵已南下，就马上商议对策，没等对策商议出个结果来，全兵已投鞭渡河了。传统真是害人不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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