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文先生：
我在《抗战》第三十五期发表《到新疆去》一文内提到你所告述我的几句话，引起小小的误会，实在是始料所不及，万分的抱歉。
我所说的话中引起你们不满的约分两点：一是“回回军”三个字，二是说人民的负担最多的时候每人每年到过十一二元。关于这第二点，你已承认说过老百姓的负担的确到过这数目，不过问题是在全部负担，或单是驻军派款。我想这点你已经替我说明，因为时间仓卒，稍欠分析工夫，我的原意是捐税连驻军派款在内是十一二元，所以原文说每年的负担到过十一二元，而并没说每年的派款到过十一二元。中国的文意有时双关，意义不甚清楚，这点我确承认，好在这次你又替我开了一张详细的单子，这种误会总可以解除了吧。
至于所谓“回回军”三个字，在我的主观上决无恶意存在其中，因为带兵的系回族，而兵士亦多回族，普通人都称为“回回军”，如一般人称东北军，西北军，或广西军，以示区别的意思，并不含有轻视的意思。而且虽称为回回军仍不失其为国军，这与东北军或广西军仍是国军有同样的意思。来函所谓眼光思想等等，固愿彼此共勉，但与这次的事可谓无涉，想你必能谅解的。
（杜重远敬复。三，卅一，汉口。）
我们承蒙马旅长和曹启文先生寄下指教的信，非常感谢。马旅长和曹启文先生的信，我们都一字不改地在这里公开发表了出来，倘若读者以前有不免误会的地方，经过他们的公开解释，在读者应可完全明瞭了。
关于杜重远先生的文字，他自己已有负责的说明，记者不必多赘，不过可以顺便提及的就是我们向来主张国内各民族平等，这是在本刊上关于讨论民族问题的文字中可以复按的。回族也是我们的同胞，在我所敬爱的好友里面也有不少是回族同胞。我们和回族同胞只有敬爱的观念，绝对没有丝毫的“看不起”的存心，我相信马旅长和曹启文先生对于这一点一定是能够谅解的。自全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开展以来，回族同胞英勇参加抗战的热诚，在事实上也引起全国的敬意。我们都是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我们当然需要相敬相爱，共同携手前进的。此外有一件小事想附带更正的，马旅长信里所提及的“七君子”，不知是否指记者和几位朋友同时被捕的事，倘若是的话，杜重远先生却不是其中之一。而且这个名称，记者和同时被捕的几位朋友也不敢当，因为我们几位朋友不过是凑巧在一处同时被捕，参加救亡的同志很多，并不限于我们七人，所以我们不愿有特别的称呼，这当然和马旅长及曹先生所指教的事情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顺便提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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