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超越：新中国农村教育忧思录

　　庞守兴，1966年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近年发表论文30余篇，参加编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等著作多部，主持并完成山东省教委课题一项，参与完成多项。

片断：扫除文盲：文字型文盲？功能性文盲？扫盲是全国人民的大事，在不远的将来，全国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更是全党全国人民奋发进取的宏伟目标。回顾50余年的扫盲教育史，我们不能不为我们的扫盲教育感到哀叹，旧文盲未除，新文盲又增，年年扫盲年年忙，扫来扫去，中国的文盲总数仍在世界上占很大的比重。于是反思我们的扫盲工作，必须另寻出路。扫盲不仅是识字问题，更主要的是扫除功能性文盲如何使识字变得更为容易？这是从上个世纪末起中国关心普及教育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思路。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朱经农、陈鹤琴等人编定“平民千字课”时，就一点点地计算和压缩一个文盲“脱盲”所用的时间，用力的方向是简省汉字，尽可能选择（对平民）有用的，汰掉无用的。而拉丁化新文字的产生，则使大众教育如获利器。《平民千字课》“每天一点钟教，总共九十六天或十六个星期就教得了的”，但仍嫌时间太长，另编《老少通千字课》，也要四个月才能学毕。而新文字呢——当年的《新文字歌》唱道：“新文字，真系好！晤论你几大，唔论你几老，两个月，包你学得到。”陶行知在1936年说：“现在的新文字运动是主张拿易写易认的新文字教大众，不主张拿难写难认的汉字教大众。从速废止汉字是对大众教育而说的。”由于把新文字当做扫盲和普及教育的重要武器，因此对汉字拼音化的迫切也就很自然了。干脆绕过汉字之难，以拼音文字直接作为人民大众口语的声音记录。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就是这个路子，后来20世纪60年代初广大农村中“先读书，后识字，忘其字，写其音”的“注音识字运动”也是这个路子。到20世纪90年代又开展安子介千字文扫盲试验，仍然是这个路子。这个路子本身不错，错的是仍然解决不了文字生活与农民实际生活的脱节问题，因为在偏僻的乡土生活中，识字多少是与现实生活毫无干系的，村民们佩服的是“受得下苦”、有本事过生活的人，至于是否会使用官方话语和科学语言、认识多少文字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农村生产生活经验主要在实践中积累，在不识字的情况下也可以娴熟地运用经验来从事生产活动。生产经验与文化水平之间的这种松散关系，导致了长期依赖生产经验的农民本身对文化需求不甚紧迫，同时也就抑制了他们掌握生产技术的需求。所以，我们对扫盲工作不可谓不努力，但成效却与人们的期望、与国家在此问题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相距甚远。可见如果文字不是生活的必需品的时候，当它有可能成为精神负担，甚至累赘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