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我所怀念的一个地方。我以前在杭州住过两年，南京东京各六年，绍兴约二十年，民六以来就住在北京，这些地方都可以算是我的一种故乡，觉得都有一种情分，虽然这分量有点浅深不一。大抵在本国因为有密切的关系的缘故，往往多所责望，感到许多不满意处，或者翻过来又是感情用事地自己夸耀，白昼做梦似的乱想，多半是情人眼里的脸孔，把麻点也会看做笑靥。对于外国则可以冷淡一点，不妨稍为个人主义的，无公民的责任，有寓公的愉快。本来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如西洋人看东方事情似乎多存一个“千夜一夜”的成见，以为这一群猴子中间必有十分好玩的把戏，结果将无论什么事物都看得非常奇怪，还有或者在政治上有过仇隙的，又未免过于吹毛求疵以至幸灾乐祸，此虽亦是人情所不能免，但与事实当然相去更远了。我在东京居住是民国以前的事，自庚子至二次革命这期间大家知道中国的知识阶级以至民党对于日本的感情是并不很坏的，自五三即济南事件至五一五即犬养被害这里边有好些曲折，我们现在不好一句话断定，至于日本虽是外国但其文化的基本与中国同一，所以无论远看近看都没有多大惊异，如西洋人那样看了好久画下来时女人还不免是左衽，在这点上我们总是比较冷静地看得清白的。因为这些缘由我对于日本常感到故乡似的怀念，却比真正的故乡还要多有游行自在之趣，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想写这些回忆，我现在只想谈一点关于日本的感想，先略略说明自己的情调而已。
普通讲到日本人第一想到的是他的忠君爱国。日本自己固然如此说，如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的第一项便是这个，西洋人也大抵如此，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的各种著书，法国诗人古修（Paul-Louis Couchoud）的《日本的印象》都是这样说法。我从前很不以为然，觉得这是一时的习性，不能说是国民性，据汉学家内藤虎次郎说日本古来无忠孝二语，至今还是借用汉语，有时“忠”训读作Tada，原义也只是“正”耳，因此可知这忠君之德亦是后起，至于现今被西洋人所艳称的忠义那更是德川幕府以后的产物了。我以为日本人古今不变的特性还是在别地方，这个据我想有两点可说，一是现世思想，与中国是共通的，二是美之爱好，这似乎是中国所缺乏。此二者大抵与古希腊有点相近，不过力量自然要薄弱些，有人曾称日本为小希腊，我觉得这倒不是谬奖。我至今还是这个意见，但近来别有感到的地方，虽然仍相信忠君爱国是封建及军国时代所能养成的，算不得一国的特性，至于所谓万世一系的事实我却承认其重要性，以为要了解日本的事情对于这件事实非加以注意不可，因为我想日本与中国的思想有些歧异的原因差不多就从这里出发的。
万世一系是说日本皇位的古今一贯，自从开国的神武天皇至现今的昭和天皇，一百二十四代，二千五百九十五年，延绵不绝，中间别无异族异姓的侵入，这的确是希有可贵的事，其影响于国民心理者自然至深且大。这里可以分两点来说。其一是对于国的感情。日本古来的幸运是地理上的位置好，人民又勇悍，所以历来他可以杀到中国高丽来，这边杀不过去，只有一回蒙古人想征服他，结果都沉到大海里去了。因此日本在历史上没有被异族征服过，这不但使国民对于自己的清白的国土感到真的爱情，而且更影响到国民的性情上可以使他比被征服的民族更要刚健质直一点。中国从周朝起就弄不过外夷，到了东晋天下陷没了一半，以后千六百年，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元与清又两次征服了全国，这给与国民精神上的打击是难以估量的，庚子联军入京时市民贴顺民标语还要算是难怪，九一八以后关外成群成队的将卒都“归顺”了敌国，这是世界少见的事，外国只有做了俘虏，后来还是要回本国去的，这样入籍式的投降实在是被征服的历史的余毒。这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幸运来，他们对于本国所怀着的优越感也不是全无道理的了。但是这种感情也有粗细的分别，即乡土的爱护与军国的欲望。如近代诗人小林一茶有几首俳句（即时应称发句），其一咏樱草云：
“在我们国里就是草也开出樱花来呀。”—只译述大意，一点都不像诗了，樱草中国名莲馨花，但我们不大知道。其二题云“外之滨”：
“从今天起是日本的雁了呀，舒服地睡吧。”这都是诗人的说话。又如大沼枕山善作汉诗，我当初在永井荷风的《下谷丛话》中看见他的一首《杂言》之一，很是喜欢，后来买到《枕山诗钞》，在初编卷下找到，诗云：
“未甘冷淡作生涯，月榭花台发兴奇，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又二编卷下有《题芳斋所藏袁中郎集尾兼示抑斋》诗四首，其四云：
“爱国忧君老陆诗，后人模仿类儿嬉，中郎慧眼能看破，杯酒之间寓痛思。”本来也很有理解，但是二编卷中有《源九郎》一首云：
“八郎单身取琉球，九郎多士况善谋，虾夷若用西征力，鞑靼俄罗皆我州。”此原系咏史之作，称扬义经弟兄的武勇，但诗既不佳，思想更谬，盖优越感之恶化，有如勃阑特思之批评普式庚（Pushkin）晚年正是兽性的爱国了。
再说其二是对于君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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