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老王看看左派，又看看右派，把他们大谈而特谈。这是很积极的，当然不能说是不好吧？
乙，老王顾虑左派，又顾虑右派，就去谈别的不相干的事。此虽消极，亦只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一派，既异于西洋的狄卡耽，与中国的醇酒妇人亦仍不相近也。
丙，梁惠王觉得孟子的话不中听，回过头去看别的地方把话岔开了。这是正解，但是在这里似乎不适用，因为这种态度的文章我不晓得是怎么写法，除非这真是我所提倡的文不对题的文章。即使如此也非颓废，盖玛拉美不如是，信陵君亦不如是耳。
我想这里颓废一语当有误，非出记者即由手民，殆非原本，至于王顾左右的意思，本义固非，甲乙二义望文生训，恐亦非也。推测郑先生之意或者是譬喻讽刺的写法吧？这在言论没有自由的时代是很普通的，帝俄时代作家西乞特林（Saltykov-Schedrin）所谓奴隶的言语者即是。前清末年我买到英文各国幽默丛书中俄国的一册，斯谛普虐克（Stepniak）序文中曾说起过，但是所收西乞特林有名的寓言却只兔子与鹰这两篇，当时甚以为憾。一九三一年英国凤皇丛书中始有单行本出现，原本二十八篇，现在只译出二十有二，却已是希有可贵了。在金磅顶贵的时候我买得了一册，先看译者说明当时社会背景的序文，后看著者的文章，真是毛发皆竖，冷汗出于额角，觉得他正是在骂咱们也。我最怕他那一篇《理想家的鲫鱼》，—鲫鱼先生天天在说光明就会到来，说只要鱼类联合起来，结果是被梭鱼喝酒似的喝下肚去。这与爱罗先珂的土拨鼠很是不同了，因为爱罗先珂自己是理想家，土拨鼠就是他自己。西乞特林是悲观的，但他的悲观与爱罗先珂的乐观都很诚实的，这是他们国民的一种长处。中国似乎该出西乞特林了吧？郑先生的预言似乎该是：
“二，流入悲观，写譬喻讽刺之文字，如西乞特林所提倡者。”但是，这预言会中么？应该与可能完全是两件事。据我想，中国将来的文学恐怕还是那一套端午道士送符的把戏吧？应时应节的画些驱邪降福的符咒，檀家看了也高兴，道士也可得点钱米，这是最好不过的生意经。不过我这里说的也是不负责任的预言，将来这种生意发达不发达，道士有没有，都要看将来才知道也。
（二十四年一月）
上海刊物上有一篇论文，中间提到英国蔼理斯，作者断语云：
“蔼理斯底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看了不禁失笑，因为我不曾知道蔼理斯有这么一个他的时代。夫既未曾有，何从过去，今作者断言其已经过去，是即证明其昔日曾有矣，是诚不佞孤陋寡闻之所得未曾闻者矣。
蔼理斯著作弘富，寒斋所有才只二十六册，又未尝精读专攻，关于他的思想实在懂得很少很浅。但是我知道他是学医的，他的专门学问是性的心理研究即所谓性学，他也写过关于梦，遗传，犯罪学的书，又写些文化及文艺上的批评文章，他的依据却总是科学的，以生物学人类学性学为基础，并非出发于何种主义与理论。所以蔼理斯活到现在七十六岁，未曾立下什么主义，造成一派信徒，建立他的时代，他在现代文化上的存在完全寄托在他的性心理的研究以及由此了解人生的态度上面。现代世界虽曰文明，在这点上却还不大够得上说是蔼理斯的时代，虽然苏俄多少想学他，而卍字德国则正努力想和他绝缘，可怜中华民国更不必说了，他的文章大约除《左拉论》外还没有多少翻译过来，即使蔼理斯真有时代，与中国亦正是风马牛也，岂不哀哉。
蔼理斯的思想我所最喜欢的是写在《性的心理研究》第六卷跋文里的末尾两节：
“有些人将以我的意见为太保守，有些人以为太偏激。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攫得他们所想像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架打。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正如赫拉克来多思在现代哲学的初期所说，我们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虽然如我们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断的回流。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地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顺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正如古代火炬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思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这些话在热心的朋友们看去或者要觉得太冷静了也未可知，虽然他原是说得很切实的。现在所有的是教徒般的热诚，天天看着日出于东而没于西，却总期望明天是北极的一个长昼，不，便是那么把太阳当作水月灯挂在头上的无穷尽的白天。大家都喜欢谈“前夜”，正如基督降诞节的夜似的，或者又以古雅语称之曰子夜。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夜，但是这在少信的人也是不容易领解的。蔼理斯只看见夜变成晨光，晨光变成夜，世事长此转变，不是轮回，却也不见得就是天国近了，不过他还是要跑他的路，到末了将火把交给接替他的人，归于虚无而无怨尤。这样，他与那有信仰的明明是隔教的，其将挨骂也是活该，正如一切隔教者之挨骂一样，但如称之为时代已经过去则甚不巧妙耳。何也，以彼本未曾有什么时代也。如要勉强说有，则当在两性关系趋向解放之地，惜我多年不读俄文，不能知其究竟也。
蔼理斯是性的心理研究专家，他的时代未知何在，而批评家断言其已经过去，此真大妙也。细思之，此事实亦不奇，盖只是滑口说出耳。譬如女子服饰，远仿巴黎，近模上海，花样一变，便是过时，思想文艺亦然，大家竞竞于适时与否，万一时代已过，难免落伍，乃大糟糕矣。而判定什么的时代已否过去亦即为批评家之大权，平日常言某也过去，或某也将过去已成惯习，故不禁随口脱出，不问其有无时代而均断定其过去矣。其实此种问题最好还是阙疑，如达尔文之进化论，摩耳干之社会学等，在现今学术界是否已有若干修正，其时代是否过去，皆须仔细考察，未可一口断定，人非圣贤岂能全知，有所不知亦正是凡人之常，不足为愧也。
（二十四年一月）
阴历年关来到了，商界都要结帐，中国文学界上也有一笔帐该得清算一下子，这便是那阿Q欠下来的胡涂老帐。
《阿Q正传》最初发表是在《晨报副镌》上，每星期日登一次。那时编者孙伏园的意思，星期日的一张要特别“轻松”一点，蒲伯英每次总做文章，《阿Q正传》当时署名“巴人”，所以曾有些人疑心也是蒲君所写。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好些年青的朋友大约不记得了吧。
不久有左翼作家新兴起来了，对于阿Q开始攻击，以为这是嘲笑中国农民的，把《正传》作者骂得个“该死十三元”。我想这是对的，因为《正传》嘲笑阿Q及其子孙是确实无疑，虽然所云阿Q死了没有，其时代过去了没有，这些问题我无从代为决定，本来我也是毫不知道的。
不久听说《阿Q正传》的作家也转变了。阿Q究竟死了没有呢，新兴的批评家们还未能决断定，而作者转变了，阿Q的死生事小，所以就此搁起了。不久《阿Q正传》等都被承认为新兴正统的文学了，有广告上说《正传》是中国普罗文学的代表作，阿Q是中国普罗阶级的代表，于是阿Q既然得到哀荣，似乎文坛上的阿Q问题也就可以结束了。
然而不然。对人是没有问题了，而对事的问题仍然存在，即《阿Q正传》究竟是否嘲笑农民，阿Q究竟是否已死，这些问题仍未解决，这都是新兴批评家们的责任，任何人都应负责来清算一下。
假如《阿Q正传》本来并不是反动的，不是嘲笑农民的，那么当初那些批评家们群起攻击，何其太没有眼睛？当初既然没有眼睛，何以在作者转变后眼睛忽然亮了，知道《正传》又是好的了？假如《正传》确是反动的，攻击正是应该，何以在作者转变后就不攻击，而且还恭维？
这阿Q一案的结论不外两种，一是新兴批评家之无眼识，一是新兴批评家之不诚实。看错，无眼识也。歪曲，不诚实也。本来不反动的作品，在转变前也要说它不对，本来是反动的，在转变后就要说它也对，都是不诚实。无眼识不过瞎说，说的不可信任，不诚实则是有作用，近于欺骗了。唯物史观的文学批评本亦自成一家，在中国也不妨谈谈，但是我希望大家先把上面所说的这笔烂污帐算清了再说，不然正如商界普通的规矩，前帐未清，免开尊口。
鄙人孤陋寡闻，对于世界上这派新批评未能详知，唯日本的译著亦略见一二，觉得足供参考，其所说自有固执处，但如阿Q事件这种无诚意态度盖未曾有也。上文所说故以中国为限，且只就事论事，与理论别无关系。
（二十四年二月）
二月二日《大公报》载汉口一日下午十时发专电云：
“鄂耆老会第一老人一百○一岁老翁朱辅臣因受旱灾沦为乞丐，教界闻人呈请当局公养。”我看了大有所感。这个感想可以分做两点来说。
其一，我对于乞食这事很有兴味。乞食在佛教徒是正当的生活。《翻译名义集》六二《斋法四食篇》引肇法师云，“乞食有四意，一为福利群生，二为折伏骄慢，三为知身有苦，四为除去滞着。”这说得很有意思，就是陶渊明诗所云，“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亦未尝不佳。一切生物的求食法不外杀，抢，偷三者，到了两条腿的人才能够拿出东西来给别的吃，所以乞食在人类社会上实在是指示出一种空前的荣誉。只可惜乞食的主人不能都像陶公的朋友那样的谐人意，“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结果嗟来之食还要算是好的，普通大抵是蹴尔而与之了。（其单有蹴而无所与者自然也不是例外。）事到如此，人类之光荣的乞食就有点不大好实行，觉得这是一件扫兴的事，今天看见那个专电，心中大喜，乞食之外居然还有公养的办法，这尤其是光荣之至了。我说这话并无私心作用，因为我不是耆老，没有援例的资格，况且耆老而又要有一百零一岁，鄙人近十年来已大老朽，却还只够到一半，瞻望前途远哉遥遥，要想到了民国七十五年北平公民呈请当局公养，还须得辛辛苦苦地再活过五十年，这实是“苦矣”了。
其二，公养一百零一岁的耆老原是盛事，我却很有点忧虑，怕《孝经》失了效用。听说，广东早已厉行敬读《孝经》了。照一切新运动进行的成规，其次该是湖南，再其次即是该耆老所在地的湖北了。孝为百善先，古来帝王无不称以孝治天下者，那么一百零一岁的耆老应当由耆老的儿子奉养，这是根据经义确无疑义的。现在他的儿子在专电中不曾提及，大略已不在了，这想起来也是难怪的，因为如照吾国早婚法推算，其子该有八十六岁，就是承重孙也已七十上下了罢。再算下去，至少可以有六七世同堂了，此不但熙朝人瑞，而且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即一门中有五六部《孝经》矣，岂不懿欤。但是鄂耗传来，社会得了尊老的机会，而家庭失了孝亲的职分矣。或曰，是旱灾之罪也，夫一百一岁，可谓人和矣，然而不能不屈服于天之旱地之干，然则是仍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也。
（二十四年）
去年除夕在某处茶话，有一位朋友责备我近来写文章不积极，无益于社会。我诚实的自白，从来我写的文章就都写不好，到了现在也还不行，这毛病便在于太积极。我们到底是一介中国人，对于本国种种事情未免关心，这原不是坏事，但是没有实力，奈何不得社会一分毫，结果只好学圣人去写文章出口鸟气。虽然孟子舆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蒋观云咏卢梭云，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事实却并不然。文字在民俗上有极大神秘的威力，实际却无一点教训的效力，无论大家怎样希望文章去治国平天下，归根结蒂还是一种自慰。这在我看去正如神灭论的自明，无论大家怎样盼望身灭神存，以至肉身飞升。但是怕寂寞的历代都有，这也本是人情吧？眼看文章不能改变社会，于是门类分别出来了，那一种不积极而无益于社会者都是“小摆设”，其有用的呢，没有名字不好叫，我想或者称作“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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