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与张魏公手敕，始知当日之势岌乎不能不和，战则不但不能抵黄龙府，并偏安之局亦不可得。”中国往往大家都知道非和不可，等到和了，大家从避难回来，却热烈地崇拜主战者，称岳飞而痛骂秦桧，称翁同龢刘永福而痛骂李鸿章，皆是也。
武人之外有崇拜文人的，如文天祥史可法。这个我很不赞成。文天祥等人的唯一好处是有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应当表示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是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未免牺牲得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自然这并不是说还是出张弘范或吴三桂好，乃是希望中国另外出些人才，是积极的，成功的，而不是消极的，失败的，以一死了事的英雄。颜习斋曾云：
“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怆惶久之。”徒有气节而无事功，有时亦足以误国殃民，不可不知也。但是事功与道德具备的英雄从那里去找呢？我实在缺乏史学知识，一时想不起，只好拿出金古良的《无双谱》来找，翻遍了全书，从张良到文天祥四十个人细细看过，觉得没有一个可以当选。从前读梁任公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后来又读丹麦勃阑特思的论文，对于加里波的将军很是佩服，假如中国古时有这样一位英雄，我是愿意崇拜的。就是不成功而身死的人，如斯巴达守温泉峡（Thermopylae）的三百人与其首领勒阿尼达思，我也是非常喜欢，他们抵抗波斯大军而死，“依照他们的规矩躺在此地”，如墓铭所说，这是何等中正的精神，毫无东方那些君恩臣节其他作用等等的浑浊空气，其时却正是西狩获麟的第二年，恨不能使孔子知道此事，不知其将作何称赞也。我岂反对崇拜英雄者哉，如有好英雄我亦肯承认，关岳文史则非其选也。吾爱孔丘诸葛亮陶渊明，但此亦只可自怡悦耳。
（二十四年四月）
附记
洪允祥《醉余随笔》云：“《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答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此语甚精，《随笔》作于宣统年间，据王咏麟跋云。
今天站在书架前面想找一本书看，因为近来没有什么新书寄来，只好再找旧的来炒冷饭。眼睛偶然落在森鸥外的一本翻译集《蛙》的上面，我说偶然却也可以说不偶然，从前有友人来寄住过几天，他总要了《蛙》去读了消遣，这样使我对于那蛙特别有点记忆。那友人本来是医生，却很弄过一时文学，现在又回到医与自然科学里去了。我拿出《蛙》来翻看，第一就是鸥外的自序，其文云：
“机缘使我公此书于世。书中所收，皆译文也。吾老矣，提了翻译文艺与世人相见，恐亦以此书为终了罢。
书名何故题作蛙呢？只为布洛凡斯的诗人密斯忒拉耳（Mistral）的那耳旁之蛙偶然蹲在卷头而已。
但是偶然未必一定是偶然。文坛假如是忒罗亚之阵，那么我也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推进于纳斯妥耳（Nester）的地位了。这地位并非久恋之地。我继续着这蛙的两栖生活今已太久矣。归欤，归欤，在性急的青年的铁椎没有落到头上的时节。己未二月。”
所云机缘是指大正八年（一九一九）春间《三田文选》即三田文学汇编的刊行，《蛙》作为文选的别册，次年六月再印成单行本，我所有的就只是这一种。据鸥外的兄弟润三郎著《森林太郎传》上说，在《蛙》以后刊行的书有《山房札记》，《天保物语》等二三种，都是传记文学，只有一册斯忒林堡的《卑立干》是戏剧译本，到了大正十一年随即去世，年六十一。
我读这篇短序，觉得很好玩的是著者所表示的对于文坛的愤慨。明治四十年代自然主义的文学风靡一时，凡非自然主义的几乎全被排斥，鸥外挨骂最甚，虽然夏目漱石也同样是非自然派，不知怎地我却只记得他在骂人而少被人骂。那时我们爱谈莫泊三左拉，所以对于日本的自然主义自然也很赞成的，但是议论如“露骨的描写”等虽说得好，创作多而不精，这大约是模仿之弊病也未可知，除《棉被》外我也不曾多读，平常读的书却很矛盾地多是鸥外漱石之流。祖师田山花袋后来也转变了。写实的《田舍教师》我读了还喜欢，以后似乎又归了佛教什么派，我就简直不了然了。文坛上风气虽已变换，可是骂鸥外似乎已成了习惯，直到他死时还有新潮社的中村武罗夫谩骂一阵，正如坪内逍遥死后有文艺春秋社的菊池宽的谩骂一样。为什么呢？大约总是为了他们不能跟了青年跑的缘故吧。其实叫老年跟了青年跑这是一件很不聪明的事。野蛮民族里老人的处分方法有二，一是杀了煮来吃，一是帮同妇稚留守山寨，在壮士出去战征的时候。叫他们去同青年一起跑，结果是气喘吁吁地两条老腿不听命，反迟误青年的路程，抬了走做傀儡呢，也只好吓唬乡下小孩，总之都非所以“敬老”之道。老年人自有他的时光与地位，让他去坐在门口太阳下，搓绳打草鞋，看管小鸡鸭小儿，风雅的还可以看板画写魏碑，不要硬叫子媳孝敬以妨碍他们的工作，那就好了。有些本来能够写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日本的自然主义信徒也可算是前车之鉴，虽然比中国成绩总要好点。把灵魂卖给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不相信灵魂的人庶几站得住了，因为没有可卖的，可以站在外边，虽然骂终是难免。鸥外是业医的，又喜欢弄文学，所以自称两栖生活，不过这也正是他的强处，假如他专靠文学为生，那便非跟了人家跑不可，如不投靠新潮社也须得去钻博文馆矣。章太炎先生曾经劝人不要即以学问为其职业，真真是懂得东方情事者也。
（二十四年四月）
承徐先生送我一本小书，又引起执笔的兴趣来了。书名“粤寇起事记实”，同治十三年刊，不著撰人名氏，但云半窝居士撰，卷末附记诸暨包村事，云吾乡忠义大节，可知其为越人耳。书只二十七叶，杂记在两粤所见闻诸事，其用意似在为广西巡抚郑祖琛辩解，故疑所言未必尽确，唯有几则无甚关系的纪录，却颇有意思。如下：
“伪天王洪秀全姓名皆假，洪乃立会之号，以我乃人王四字合成秀全二字，借禾为我字。其真姓名贼中皆未详知，惟闻其本姓郑也。”又云：
“予游幕岭南二十余年，所到之处见兵役缉获会匪到案，搜得贼之书籍，备载会中以洪字为号，相传已久。予检阅旧时案牍，所载相同，其党初见问姓，答以本姓某，现姓洪，将洪字分作三八二十一，以为暗号，非始于赭寇也。”由此可知太平天国与洪门之关系。又有一则说及太平天国的考试，惜未详备，文云：
“秦都司之戚车某，忘其名号，江浦县人，先为胥吏，被掳至金陵，应赭寇之试，中伪状元。金陵将克之时逸出投诚，随秦都司至楚，予见其人，身材文弱，无贼形也。问贼中考试之事，车某云，以天主教之语为题，亦试三场，每场作论一篇。予索观其稿，鄙陋不通，极为可笑。”我真觉得可惜，那些稿论没有能够抄存下来，亦是没法，只要能知道这是什么题目，也就够了。可是别的材料也找到一点，乃是二百多年前闯王时代的事。陈济生著《再生纪略》二卷，叙述他甲申三一九在北京遇难至六月初逃回江南的详情，是日记式的，有几则记贼中的考试云：
“三月二十六日，闻牛金星极慕周钟才名，召试士见危授命论。又有贺表数千言，颂扬贼美，伪相大加称赏。”周钟本是东林中人，现在上表颂贼，固然可怪，但是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倒是这论文题目，不知当时周钟如何下笔耳。
“四月朔，伪府尹考试童生，出天与之题，考试生员，出若大旱之望云霓题。次日即发案。
初四日，牛相同宋企郊考试举人，出天下归仁焉，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等题。就试者约七八十名，大率本地举人居多。初五日，伪相府揭晓，取实授举人五十名。”关于张献忠的一时找不着，但于《寄园寄所寄》卷九裂眦寄中见有引用《乱蜀始末》的一节云：
“献忠开科取士，会试进士得一百二十人，状元张大受，成都华阳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颇善弓马。群臣谄献忠，咸进表疏称贺，谓皇上龙飞首科得天下奇才为鼎元，此实天降大贤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统，即此可卜也。献忠大悦，召大受，其人果仪表丰伟，气象轩昂，兼之年齿少壮，服饰华美。”这里没有说考试题目，未免令我们有历史癖的人稍稍失望，可是下文的故事很好，也就很值得一读了。这件事的结局是很浪漫的。
“次日（实在是第三个次日）献忠坐朝，文武两班方集，鸿胪寺上奏新状元午门外谢恩毕，将入朝面谢圣恩。献忠忽嚬蹙曰：这骡养的，咱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咱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咱老子。凡流贼谓杀人为打发，如尽杀其众则谓之收拾也。”结果自然是钦此钦遵，诸臣承命立刻将状元张大受全家并所赐的美女十人家丁二十人尽数杀戮，不留一人。
张李洪三家的做法不一样，虽然都是考试。张家似乎是《西游记》里的人物，或是金角大王之流，全是妖魔的行径，所可取的就是这上谕煞是奇妙，在《西游记》也很少这种幽默的点缀。李家却是合于程式的，牛相到底不愧为不第秀才，题目也出得有意义，所考当然仍是八股文吧。现代有历史家听说很恭维永昌皇帝，以为他是普罗出身，假如没有被清兵轰走，一定可以替民众谋福利，各人的信仰与空想本来尽可随便，但据我从这考试上看来李家天下总也是朱元璋那一套而已。洪家的办法最特别了，考试天主教的策论，表面上似乎是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然而既然重视文字的考试，无论做的是经义或策论，总之仍是中国本色的考试，此殆可谓之教八股也。
（二十四年五月）
附记
清王用臣《斯陶说林》卷三云：“粤逆开科取士，伪乡试共取三十人，其题云，皇上帝为天下万国大共之父，人人是其所生所养，人人是其保佑。”惜不说明所据原书。六月五日又记。
割股是中国特有的事情，在外国似乎不大多。但是老实说，我对于这件事很不喜欢，小时候看任渭长所画的《於越先贤像赞》，见卷下明吴孝子希汴的一张图，心里觉得很是讨厌，虽然他是在割他的脚八桠子。后来读民俗学的闲书，知道这与吃人的风俗有关，又从新感到兴趣。本来人肉有两种吃法，其一是当药用，其二是当菜用。当菜用又有两类，即经与权，常与暂。古时有些有权力的人就老实不客气地将人当饭吃，如历史上的舂碓寨与两脚羊，在老百姓则荒年偶然效嚬，到得有饭吃了大约也便停止，如历史上青州忠义之民逃往临安，一路吃着人腊。当药用的理由很简明，虽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五十二人部中极力反对，但是他说，“后世方技之士，至于骨肉胆血咸称为药，甚哉不仁也，”可见这在方技之士是很重要的药，而民间正是很信用他们的。据王渔洋《池北偶谈》卷二十三云：
“顺治中安邑知县鹿尽心者，得痿痹疾，有方士挟乩术自称刘海蟾，教以食小儿脑即愈。鹿信之，辄以重价购小儿击杀食之，所杀甚众而病不减。复请于乩仙，复教以生食，因更生凿小儿脑吸之，杀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随彰闻，被害之家共寘方士于法。”俞曲园先生《茶香室续钞》卷七引此文，以为士大夫而至于食人，可谓怪事，其实并不足怪，盖他们只是以人当药耳，至于不把人当人则是士大夫之通病也。此下所引亦是顺治康熙间事，见缪竹痴刻本明遗民吴野人《陋轩诗》卷十，题曰“吴氏”，有序云：
“吴氏名伍，安丰场人，嫁鲁高。高父病笃，闻里人有割肉疗疾者，以其事语家人，欲高效之也。时高亦病，妇乃慨然代高，引刀割左肱肉，刀利切骨，血流十二昼夜死。见者莫不悲之。”诗凡十解，其四解云：
饮不宜汤液，啜不甘糜粥。
鬼伯促人命，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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