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研究了张学良对反蒋抗日方针的不同看法，认为他的意见是有一定代表的，既然象张学良这样愿意走联合抗日道路的人对“反蒋”都难以接受，显然，如仍坚持反蒋，对扩大统一战线是不利的，所以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在５月５日发表的东征回师通电中，就没有再提反蒋的字句，而是向‘南京政府诸公’提出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办法。……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说：‘目前中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主义，所以把日本帝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还说：‘在日本帝主义继续进攻，全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民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①
红军为了抗日，于１９３６年春东渡黄河，不料，受到蒋介石和阎锡山军队的阻拦。为了顾全大局，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决定回师河西，停止这一战略计划的实施，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全人民宣布，出师抗日的红军之所以回师黄河西岸，不是对民军队的堵截和进攻畏惧了，而主要是“认为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主义所称快。”故决定“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海陆空军、全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并慎重地劝告南京政府：“在亡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卖贼，则诸公之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中共产的这些深得人心的举动和决策，张学良都看到了，他是衷心拥护的，他对联共抗日和争取蒋介石等民最高决策人物共赴难更加积极了。据刘鼎回忆，在那个时期，张学良“主动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蒋介石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找蒋介石谈联共抗日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不止五次（南方一次，山西一次，洛阳二次，西安一次），几乎达到每月一次。谈话中蒋介石总要摆出领袖架子，让张学良听他的话。蒋对张说，自己已经吃了共产的亏，顽固地认为和共产合作是不可能的，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易受骗。张学良一向好胜，不肯随声附和，坚持劝蒋抗日，说：“日本人步步逼近，自己把东北失去，再这样下去，军队都不听我的了。”两人总是谈不拢，时常冲突。
至于说，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陕西地方实力派领袖杨虎城，他的进步倾向更是众所周知的。出身贫寒，饱经忧患的杨虎城，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反清的革命队伍，以后又加入护军和靖军，投身讨袁斗争，反对北洋军阀，支持北伐战争。作为一个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富有爱思想和正义感的军人，他有一颗救救民的赤子之心，“西北山高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推前，跳上头干一场。”“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风吹铁马动，还我旧山河。”从他早年所作的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诗里，不难看出他是痛感社会黑暗、事如麻，而迫切希望“勘定祸乱、万姓鼓舞”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又增加了一层忧虑，对日寇的疯狂侵略也特别愤慨，所以在１９３３年，当日本帝主义占领我热河省、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时，他曾向蒋介石要求将十七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大批弹葯。１９３６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要求，都被当局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也一直是反对的。②所以中共对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视，并且也是开始得比较早的。１９３５年冬，当杨虎城到南京参加民“五全大会”时，在南方从事地下工作的南汉宸就委托申伯纯到南京去见他，向他介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来，中央还派汪锋带着毛主席的笔信，到西安来找杨虎城。汪锋临行前，毛主席接见了他，向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西北军的情况，指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与蒋是有矛盾的，同“中央”顾祝同、胡宗南部的矛盾也必然日益突出，所以是可以把杨虎城争取到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这一边来的。
这也就是说，在那时，团结争取杨虎城有利条件是不少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不过，汪锋还是很有信心的，他在一篇回忆录中说：“毛主席说，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说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很大，但困准和危险是有的，我们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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