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团长讲了话。他脸严肃，语调深沉，他说：‘革命的同志们，换一句话说，就是密的战友们，我马上就要回陕北啦。张将军送蒋先生回南京，同志们大多数还不知道，昨天走的，张将军就可能要晚回来。……同志们，你们要记住，你们有个朋友，就是中共产。在张将军回来之前，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中共产，共产对你们负完全责任。’周总理的讲话，深深打动每个人的心。他的语音一落，立刻就响起了掌声。”⑨
作为中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对于它在停止内战、推动第二次共合作、成功地实现了由内阶级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动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这方面，可以说是举世公认，对内外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对于张、杨两将军的评价，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的南京送蒋等问题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如张、杨两将军的行动，明明是出于爱的赤诚，善良的愿望，是顺应人民公意和历史流，真正“大有功于抗战事业的”，然而，有少数自称“不务华美，但求真实”，“品评是非，一本良知”的学者，恰恰在有关西安事变的一些关键问题上颠倒了是非。如有本书里就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劫持最高统帅”，是“不明时势，不通事理，不守纲纪，不顾民意”之举等，恐怕失之偏颇，不论是与史实、民心，亦或历史的公断，都是相距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也有些分歧是因学术观点的不同引起的，这是可以研讨的。如关于张学良的南京送蒋，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出于民族大义，不顾个人安危，自陪送蒋介石去南京，精神固然可佳，但由此却也带来严重的损失。他的南京被扣，终身失去自由，便是因此而引起的。王以哲将军的被枪杀，东北军的衰落，西北“三位一”的解等，更是严重的后果，所以此举实属重大失策，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错误。个别西安事变研究者甚至发出了“假如我是张学良”这样的唉叹！
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一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这无碍大局，也正象俗话所说的：“人间自有是非，公道终在人心。”对此有所非议者，历来人数不少。但对此举肯定，认为它真诚、悲壮，把它看作是“张学良爱主义思想指导下逼蒋抗日和拥蒋抗日的继续，是张学良谋求全一致抗日的又一爱义举，是张学良理事变后期复杂局面的一种果断措施”的，也越来越多了。前面提到的鱼汲胜的文章，就具引述了五十年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事的评论，那才真正是高瞻远瞩的真知灼见：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也就是张学良送蒋走的当天，周恩来、博古在致中央的电报中分析张去蒋走的形势时指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是转好的。”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日，在张学良送蒋抵宁横遭审判的第二天，刘少奇在《西安事变的意义及其以后的形势》一文中指出：“有些同志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跑到南京请罪时，表示悲观，认为张学良是投降了蒋介石。
这一种认识是不对的。张学良的认错与请罪，对于南京与各地的左派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争取中派也有很大的帮助，而对于右派借以鼓动内战的口实，则给以取消。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人民愿望的抗日救政策。”
两个月后的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美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陕北苏区，在延安府会见毛泽东，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进行了谈话。当时的《新中华报》全文连载了这个长篇讲话。毛泽东在谈话中回答史沫特莱关于“共产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提问时说：“西安事变中，内一部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
[续再见，西安上一小节]，中也许因此亡，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⑩
据此精辟见解，作者认为下列问题是明显的，是题中应有之义：
１．从感情上说，张学良到南只身陷入囹圄，确实是一个我们难以接受的极大的个人悲剧。
２．从个人命运看，张学良的这一选择无疑是失误，值得深切同情。
３．从家命运看，张学良的这一抉择无疑是正确的，值得充分肯定的。
４．张学良突然出走，准备不足，的确有些欠妥，以致造成了东北军的纷争和解以及西安方面的被动局面，但从维护统一战线的全局看，这只是一个居于次要地位的小错，无损于张学良这一行动的意义、价值和光辉。
５．从当时的社会舆论看，张学良此举有效地消除了那时内外大多数人对西安捉蒋的种种误解和疑虑，在政治上是必要的。
６．从张学良的主观愿望和当时的客观效果看，身送蒋回宁这一光明磊落的仗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缓解了西安与南京的尖锐矛盾，避免了一场新的内战的爆发，在做法上是明智的。
７．从张、杨、蒋的本质和当时特定的复杂的历史条件看，张、杨个人的厄运及其部队的瓦解是必然的。这不能全部硬算在张学良去南京的账上。正如周恩来所说：
“因为既捉了蒋，又在蒋的统治下，张、杨两将军要牺牲是不能避免的。
８．“为了抗日就要付代价”（周恩来语）。从抗日大局看，张、杨为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和无私贡献是必须的。如果他们不付出，别人也会去付出这种代价。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他为了抗日救这一崇高目标，“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自陪蒋回宁，以个人的失，换来了民族的得。
总之，无论何人对此做出何种评价，他都应尊重和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张学良送蒋回宁承担全部捉蒋的责任以后，历史的发展实现了张学良的愿望和主张，内战结束了，抗战开始了，并且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点胜过任何雄辨。⑾
很明显，前面引述的中共著名领袖对西安事变的一些看法，是客观的，富有远见的。作者以此为根据，对于史学界长期存在的某些不免偏颇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亦是难得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张学良的南京送蒋，是带有“负荆请罪”的用意的，也是对时局造成了重大影响的，这是不是张学良的倒退和妥协呢？还不能这么看，因为这与他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就仍拥护他做领袖的初衷是一致的。他这样做，正表明了他识大，、顾大局和维护团结的真诚，正表明他无私无畏的坦荡怀。后来，他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仍然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１９３７年１月８日，他在致杨虎城及各将领信中说：“盼兄等切实谅中央及委座之苦衷，及本我等救之初旨，切不可引起内乱苦我家民族之外，更使我仇邻鼓掌称快。”忧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而由于杨虎城完全接受了张学良的劝告，不久后便与于学忠等通电表示服从中央，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形势，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千古功臣张学良的千古奇冤终将洗雪，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张学良将军终将会回到祖大陆，回到对他始终怀着尊敬与怀念之情的亿万人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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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安事变简史》，中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② 江元舟：《西安事变历记——访蒋介石原侍从副官居亦侨》，原载香港《文汇报》，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０日《陕西日报》转载。
③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４月出版。
④ 张学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⑤⑦⑩⑾ 鱼汲胜：《千古功臣的千古奇冤——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新探》，《史文汇》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⑥ 王中立：《张学良将军在南京被扣的几天》，载《西安事变历记》，中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⑧⑨ 张沛汉：《周总理在“西安事变”中》，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０日《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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