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长所生。朱德是红军的总司令，石联星的第一次婚礼是与朱德、康克清的婚礼同时举行的。
凌子风非常喜爱孩子，他视梅子为自己的掌上明珠，他拆了自己的军大替梅子做兜兜、做裤子、做棉袄，梅子的羊皮大也是凌子风自己动手剪裁、缝制的。行军的时候，凌子风还为女儿找了一匹小马驹，总是跟着他的坐骑后面。
这一对父女的坐骑是行军中的一道风景线。
石联星，大凌子风3岁。1932年赴江西瑞金，先后在列宁师范学校、红军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任教，并参加红军俱乐部、工农剧社。1937年后在抗敌演剧八队、二队、新中剧社演出话剧《家破人亡》、《妇女三部曲》、《家至上》、《大地回春》、《大雷雨》等。1945年赴延安，在鲁艺戏剧系、延安电影制片厂工作，后在华北联大戏剧系任教。1949年在东北电影制片厂主演《赵一曼》，于1950年获第五届卡罗维发利际电影节演员奖。后转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任教。1956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训练班学习。1959年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曾导演过《渔人之家》、《红岩》等剧。
石联星的经历，完全是在中共产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经历；在艺术上她是一个好演员，她的成名作《赵一曼》，在一代青少年观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她与凌子风的个人感情方面，却不大协调，格合不来。
石联星去世后，她的骨灰被放进了八宝山。在石联星病重的时候，是凌子风为她在内找了最好的医生，但最终因她的不治之症，好医生也无法挽回她的生命。在她临终的时候，石联星在凌子风的耳边说了两句话：听的话，养好孩子！
在大理石骨灰盒上，是凌子风一笔一划地刻上了“石联星”三个字，表达了凌子风对自己几十年的妻子的情。
在延安，中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生气勃勃、精力旺盛的人。
毛泽东大凌子风整整二十岁。作为前线摄影队队长的凌子风有资格向中共的最高首长报告前线的情况，有资格给当时中共的最高首长们拍摄照片。
当时的中央首脑们都是住在山沟沟的窑洞里的。
在拍《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时候，有一天是休息天，凌子风和妻子石联星，还有女儿梅子，从住地延安北门外的“小便沟”去杨家岭看望毛泽东。那一天，毛泽东还留他全家吃了饭，毛泽东和凌子风围着火盆，坐在窑洞里的矮凳上，和凌子风谈了好长时间。
1947年8月的一天，凌子风接受了中央给他的拍摄毛泽东照片的任务。抗战结束了，中革命进入了民族解放战争时期。那时的中央指挥部在延安地区的佳县的朱官寨。
为了拍成毛泽东的照片，凌子风和门岗商量好，只要是白天，毛泽东一俟走出窑洞，请他朝凌子风住的院子里，丢一块石子过来，这是信号。凌子风就跑出来给毛泽东拍照。
那天，小石子丢了过来，凌子风即刻跑去给毛泽东拍照。
毛泽东见凌子风给他拍照，就问他：“凌子风同志，你怎么不演戏了？”
毛泽东曾看过凌子风演的话剧《眼光放远一点》和《前线》，凌子风分别在里面演“老大”和“戈尔洛夫”。
凌子风答道：“戏还是要演的，目前拍照是工作需要。”
毛泽东见凌子风对着他不停在拍，就说：“拍一张就行了，拍那么多做什么？”
凌子风说：“我的技术不行，多拍一点可以选择好的。”
他指着照相机说：“这照相也是满有学问的呢！”拍照时，毛泽东还不断地问他照相机的构造。
在延安，凌子风为毛泽东拍了不少珍贵的照片，其中有一张著名的《毛泽东在窑洞前看地图》，就是凌子风拍的。
在凌子风的记忆中，还有一次他趁中央首长外出散步的时候，跟着去拍照。
毛泽东看着山上因干旱不长的谷子对凌子风说：
“你看，庄稼不好，谷子都退化了，像草……”
在山包上，毛泽东又问凌子风：“你知道包谷有多少个名字？”
接着，凌子风和毛泽东一起掰着手指点数起来：包谷、老玉米、棒子、珍珠米、玉蜀黍……
毛泽东指着山下的一条小河说：“这条小河叫织女河，一定会有个故事的，凌子风同志，你知道不知道？”
凌子风说他不知道。毛泽东说，要问问老乡，他们一定知道。
在凌子风的记忆中，毛泽东爱吃南瓜，而且不放什么佐料，他说南瓜本身是甜的，不需要放什么。
凌子风说他离开延安以后，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毛泽东。他为毛泽东拍的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都收进了新闻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中去了。
似乎是差阳错，凌子风是从学习美术、雕刻起家，最后却干上了导演这一行，而且在导演艺术领域成了中电影界的一员大家。诚然，和他的众多杰出的电影作品相比，他在美术、雕刻方面的作品，几乎是微不足道，也称不上有什么传世的作品留下来。但是，人们不会忘记他在中现代革命史上，在雕刻方面却有了一件可以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作品———这就是中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一枚毛泽东的像章。
中共“七大”是在中革命于重要的转折时期召开的。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区各根据地的机关团、部队、学校都在积极地准备向的“七大”献……
[续风流人生上一小节]礼。凌子风也在想用一件有意义的礼物向的“七大”献礼，最后他决定用自己的才智，向“七大”献一枚毛泽东的像章———在中，当时还没有毛泽东的像章呢。
凌子风雕刻的毛泽东像章，是用苹果刀在砚台上刻制的。底稿刻在砚台上之后，第二天，他上街买来了锡制香炉，将锡熔化后将它灌注进翻砂模具里，结果成功地翻制出了第一批毛泽东的像章。这批像章送给“七大”主席团成员每人一个。
中第一枚毛泽东像章在“七大”的出现，引起了与会者们强烈的兴趣，周恩来还自找到凌子风，请凌子风将他的底稿拿出来给他看看，他反复观看，爱不释手，问他能不能给他。凌子风当场将底稿送给了周恩来。
1945年，凌子风加入了中共产。根据组织上的分配，凌子风在解放前夕，更多地接触了电影。
周恩来与陆定一找他，要他组织西北电影工学队赴东北电影制片厂（即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去学习电影艺术。于是，凌子风着手组织陈默、钟敬之、成荫、苏云等一干人，由凌子风牵头准备奔赴东北。
一干人到了石家庄，凌子风的妻子石联星却临产了。无奈，他就留在石家庄工作了。
凌子风的第一部电影《中华儿女》，拍摄于1949年。拍摄完成时，中华人民共和已成立了，因此，它也成了新中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故事片。
这部片子是由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中华儿女》原名叫《八女投江》，是一个著名的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故事。它发生在1931年。
这个故事对经历过战争年代的凌子风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他了解战争的残酷，也了解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更了解中人民宁死不做亡奴的英雄气概。
凌子风在影片中，用实景拍摄（村庄燃烧、真枪实弹等等），更增添了故事的真实与艺术的感染力。因此，当影片完成在全上映时，受到了全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影片获得了1950年第五届卡罗维·发利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以及文化部1949—1950年优秀影片二等奖。
这是新中第一部在际上获得影片大奖的作品，为初创的新中电影事业赢得了世界的荣誉。
五十年代初，战争的硝烟还刚刚从人们的身边飘荡过去，而在边远地区和沿海的小岛上，枪炮声还不时地传进人们的耳鼓中来……
这几年里，他马不停蹄地拍摄了《中华儿女》、《深山里的菊花》、《光荣人家》、《春风吹到诺敏河》等影片，但他的心里很想拍一些更具漫彩的神话故事，在那些民间传说中的漫的爱情故事中，去想象、去发挥他的长期由于战争风云而难以施展的漫主义的天。
那个时候，他很想拍《阿诗玛》、《孔雀公主》，为了将他拍摄神话故事的理想付诸实现，他四次去云南验生活，还请了著名诗人公刘编写了文学剧本。但是紧接着在全的反右斗争中，公刘被打成了右派，拍电影之事也只得搁浅。
他又想到了重旧业，想重新拿起画笔当一名画家。
当时的河北有一家艺术师范学院，凌子风就想到那里去。另一方面，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多，但片子的任务少，他想到了河北电影厂去拍片的机会肯定要比在北京的机会多。于是，他应邀去了河北电影制片厂。
当时的河北，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正在走红的当儿，凌子风也很喜欢这部厚实的小说，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是大革命前后，发生在我农村的阶级斗争，反映了广大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生活，对于凌子风来说都是非常的熟悉，因为他是从那个社会来的，他从1938年到1943年就是生活在中北方的农村，在这块土地上斗争、学习、生活。
神话故事拍不成，于是，他就决定拍摄现实生活题材的《红旗谱》。
《红旗谱》是凌子风从事电影以来，第一部改自于长篇小说的影片。小说的容量大，改编有一定的难度，对凌子风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当时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这样说：“小说《红旗谱》是一部大作品，内容非常丰富，该舍弃什么，该保留什么，确是一件难下手的事。电影要两个小时把事情讲完，这对我是一次考验。我选小说中的朱老忠作为主线，在这条主线上来作取舍。和他有关系的就保留，没关系的就删掉，精益求精。电影较之兄弟艺术作品更要求高度的概括、集中，经过改编的东西，会出现某些地方接不上茬，这就需要重新组织结构。另外，根据电影的需要要有补充，补充进来的东西，又必须是小说里的人物的东西，使人看了相信它是原小说中的，这就要既忠于原著，又要忠于观众与读者。”
电影的改编，更是电影导演的再创作。这一再创作的过程，也是非常艰难与复杂的。《红旗谱》的拍摄，前前后后经历了两年时间，这现了凌子风的精心。
六十年代初，凌子风完成了他的精心之作《红旗谱》，从电影艺术的角度，从社会反映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结果。这给凌子风坚实地从事电影事业陡增了百倍的信心。
《红旗谱》的成功同时也给了凌子风以启示，这就是：对于电影创作来说，只有精心才能出好作品。五十年代，他拍了几部影片，除了《中华儿女》有些社会影响外，其他的几部作品却影响寥寥。如果说，在凌子风初上银幕时，只是想多拍几部影片，作为“作业”，作为“练习簿”，那么，从《红旗谱》始，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飞跃。他要努力多拍几部好影片出来。
从《红旗谱》以后的五六年时间内，他一直在寻找好的题材，寻找着在银幕上再次突破的机会。
可惜，“天不随人愿”。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在中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了。这场“革命”的规模之大、波及面之广，令凌子风始料未及。
“文化大革命”中，凌子风先被关在“牛棚”里，每天重复着那些繁重的力劳动的活儿：运煤、拔草、掏粪坑……
后来，造反派准许凌子风可以回家去住了，可以暂时不住在“牛棚”里了，那时候他的家也被造反派给占了，老婆与孩子也没有和他住在一起，于是，他就住到母那里去，一个月十二元的生活费。这十二元的生活费怎么过日子？他和母只有靠省吃俭用，吃酱菜、吃窝窝头来艰难度日。
在那些日子里，他天天跑到北京西四牌楼大街边一个修自行车的车铺里去，他和那里的修车老师傅们早……
[续风流人生上一小节]就成了老朋友，他到那里帮着他们一起修车（这一行是凌子风的拿手好戏），车铺里的老师傅们没等到他来，就早早地买好了猪头肉，买好了酒，等他来一起吃。
从早到晚，凌子风成了西四牌楼大街边车铺里的一员普普通通的修车工、老师傅。凌子风也有一手好手艺，他也没白吃工人们的猪头肉，他帮他们修车也十分在行，一天下来修十多辆车没问题。有一次，来了一辆摩托车，他帮着折腾了好半天，终于给弄好了，给车铺挣了十来元钱，工人师傅们也很高兴。他们也知道凌子风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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