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酷爱陶潜、谢灵运、王维这样的避世高人，追求禅理之精妙，欣赏隐士之逸趣。故而一时认为“丈夫重出，不退要当前”，显露出正宗的儒家风范；一时又有感于“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发出了“吾生寄如耳”之类低沉的咏叹。后世文人，大抵都有着这样的作风心态。
就总而言，中传统的士大夫不管是“一朝看遍长安花”的得意者，还是“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失意者，都曾有过在进取与隐逸中选择自身价值的痛苦磨炼和抉断，有时还是反反复复的。一方面，儒的“正雅”，包括宗法秩序，一统思想，大济苍生等等，在历史的沉积层中已根深叶茂，且又富有人情味和责任感；另方面，庄与禅的变通、圆融，又是他们逃避精神烦恼，摆内外交困之心灵压力的唯一出路。
所以，“兼济大下”与“独善其身”不仅是互补的，而且是文人心态的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如不“独善”就谈不上“兼济”，而无“兼济”则“独善”也不痛快。正所谓“进亦忧，退亦忧”。而一旦想通了，看破了，则进与退原本并无质的差别。按佛家的理解“一切方法由心生，若悟真，即无所住，无所住心，即是智慧。”这样就“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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