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景。
“差一点掉下去的球袜”似乎真是一种预兆。
中韩赛开始了，袁伟民却要上飞机去广州出差，临走前，他在办公室看卫星转播，前两局中女排输了，袁伟民坐在办公室里不动了，走不了了？！有人来催了，飞机是不等人的。第三局一开始，眼看起飞的时间实在紧迫，袁伟民揣着惴惴不安的心去了机场。一下飞机，他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询问：结果怎样？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令人懊丧：中女排2∶3输给了韩队。
自我执教中女排以来，韩队从来没有赢过中队，但金炯实接手教鞭以后，韩队为打中队做了长期的准备，今天的比赛她们是抱着决一死战的心情，一定要打赢中队。中队在第一局曾以13∶9的形势领先，最后却让对方连追6分。第二局，中队又以6∶3领先，但仍然被韩队追成8平。12平以后，中队又连连失误，以15∶17又丢一局。显然，中队今天输给韩队的主要原因就是失误太多，特别在关键的第五局，失误送了6分之多。中女排教练陈忠和说，郎平带队以来从没有出现过这样高的失误率。据说，李岚清同志也有点坐不住了，打电话到广州找袁伟民：给郎平打个电话吧。但是……
[续郎平自传上一小节]，这个电话该怎么打，是批评还是安慰？！袁伟民为难了、犹豫了。
输了这场球，大家就缓不过劲了，有的队员当场就哭。我不许队员当着别人的面哭：你只能赢不能输？！当然，我们输得实在太关键了。
在大食堂吃饭的时候，意大利队主教练佛利哥尼看到我，切地说：“放松点，中队没有问题，我看了录像，我真不敢相信韩队打得这么好，但我不相信她们场场都能打得这么好。”古巴队主教练安东尼奥也拍拍我的肩膀说：“以后还有机会。”
我能控制自己，毕竟见过世面，经历过很多失败了，在公开场合，我知道该怎么做，尤其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要回答记者不愉快的提问，我必须说得有理有节。那天，我先接受日本tbs电视台采访，到会晚了，我一进会场，有记者就问我：“郎教练，你今天输给韩队心里一定很怨？”因为在场的际排联的人也都认为中队胜韩队应该没有问题。我没有对“怨不怨”作正面回答，我说：“韩队是一支非常强的队伍，而且，是一支有特点的队伍，在上一届的世界锦标赛上也取得很好的成绩，是第四名，我们和韩队较量，一直不是占有绝对的优势，而这场球是韩队这几年来发挥得最好的，我们首先要祝贺她们，相比之下，我们在技战术的运用以及思想的准备上面，都不如韩队那么充分，打韩队我们虽然有把握，但到了关键时刻反而怕输，精力没有集中在球上，是思想问题导致了技术的发挥。相反，韩队有输的准备，干脆放开打，反而打得轻松。从比赛中，我们看出运动员心理的微妙变化，实力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两强对阵，就看临场的理和发挥，谁发挥得好就能取胜，以弱胜强的例子是很多的。”
新闻发布会开到10点多，我又召集教练班子先碰头，统一思想，我的话很踏实、很坚决：球可以输，人不能输，进不了前四，第五也要争，不到最后一场球，不到最后一局球，不到最后一分球，我们决不能放弃！
连夜我们再召开全队会议。会议的气氛始终很沉重、很压抑，形势一下子变得如此严峻，哪个队员的心里不追悔莫及？吴咏梅很自责，一边讲一边哭，她是队里比较强的一个副攻手，她说对方把她看得很严，她没有发挥好，更主要的是，对困难准备不够。孙王月也一直在抹泪，认为自己没带领好大家，只有几个新队员说，问题在于二传分配球不合理，听到这样的话，打二传的何琦也哭了。
我先让队员们讲，最后，我做总结，我说得比较严厉，我对她们说：“现在，我不要求你们考虑名次，特别在困难的时候，要做到有难同当，团结一致。”我们已经站在悬崖边，只有拧成一绳，才能防止“身落万丈”的悲剧重演。1994年世界锦标赛是前车之鉴，那时候也是一场交叉球，也是输给韩队，队员没有了斗志，结果一泻千里。
队员们都休息了，我仍靠在阳台的栏杆上呆呆地看着已经什么也看不见的海，还有“活火山”，心里像着了火，仿佛这鹿儿岛上的“活火山”，真的爆发了！
给队员们说了那么多话，把心里最重的话都说了，而这些话好像就是我的心、我的血。话说完了，我觉得自己也掏空了，留给自己的只是心在痛，扭伤的膝关节还在痛。吃了两颗救心丸，还有止痛片。我膝关节的伤是最重的，为我做手术的医生，打开我的膝关节都吓一跳，医生说，我膝关节的磨损程度，已经像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尽管我的肌肉很年轻。膝关节已经动了三次手术，平时走路都得特别当心，用力稍稍不当，立刻肿起来，一瘸一拐的，像个半残废，心里很痛苦。不懂事的时候，看我走路的样子，会笑话我，那时候，她一见我高兴，就会像头小鹿似地朝我扑过来，我就紧张，怕膝盖吃不住力，也不敢抱她，现在，大了，有朋友来约我们跳舞、滑雪，她马上会说：“我不能去，我疼。”我才40岁，到了60岁怎么办？
这几年常常生病，确实干得很辛苦，最主要的是晚上睡不好。回来执教，全人民的重托都压在身上，队伍的情况又不理想，工作特别费心，心累。白天训练，一到球场，我教练的脑子就开始转动，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个别队员，你一不看她，她就少使点劲，你得看着她，还得点她，她练累了，你还得想办法调动她。尤其是封闭训练时，一到晚上，我要带队员看录像，队员分组看，星期一是二传，星期二是主攻，星期三是副攻，但是，我得天天陪着看，每个组都要帮她们分析。我脑子里全是球啊，有些队员的技术问题过不了关，我半夜里会坐起来想问题：孙王月的拦网问题怎么治？根据李艳的动作结构，她的扣球用什么办法使她有所改变？一天到晚就是这些解决不完的问题，就是躺着也很少睡着，睡眠质量差，每天都在朦朦胧胧的状态中。尽管，袁指导对我说，他当教练时也累，但一关灯必须睡觉，命令自己不再想问题，抓紧休息。他能做到，我怎么命令都不行，做梦还在想，梦里都是球。我对袁指导说：“你的承受力还是比我强，看来，我做不了教练，我心事太重，哪个队员技术长进不大，或者，哪个队员情绪不好，我都会苦恼，特别苦恼。”
长期积劳，质便明显下降，经常发高烧，血压低，脖子一动就头晕恶心。一个人躺在宿舍里，我感到难受、无助。我的宿舍不朝阳面，开着窗也黑乎乎的，房间年久失修，屋角的墙皮斑斑驳驳地往下掉，平时忙，不注意这些，一生病，情绪低落，我想得很多：回来的生活条件这样差，生了病，也没有相爱的人来坐一坐、陪一陪，或者，有女儿在身边叫我一声。我什么也没有。再往远里想想，身垮了，以后回美，没有能力抚养女儿，女儿只能跟着她爸，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落到这一步，我该怎么办？看看周围的人，譬如我朗洪，人家也不干什么大事业，平平稳稳地过日子，该过节过节，该下班就下班，下班到家，有丈夫、有女儿，老少一起生活，心宽胖，多好。可我呢，丈夫没有了，女儿也不在身边，我和周围的人形成了那样大的反差，这使我心里的渴望格外强烈，渴望健康，渴望家庭，渴望爱情，那是最美满不过的了，哪怕做个家庭妇女，有健康，有家庭，就是幸福。可是，我这个郎平有什么？虽然有不少人羡慕我：郎平，你一个女人，要去世界上拿冠军、拿亚军，多么伟大。我伟大在哪里？我就是肯付出罢了，把自己统统贡献出来，如果1995年不回来，说不定我又成家了，和别人一样……
[续郎平自传上一小节]地过日子，尽管普普通通，但生活实实在在。
当然，身好了，这些在生病时比较灰调的想法便烟消云散。尽管身常常出问题，但这个事业没干完，我不会倒下，我挺坚强，病一好，又忙碌起来，队里的工作又斤斤计较，一点都不肯马虎。
“特别倔强、特别认真，郎平从小就这样。”郎洪评价郎平，自有的角度，“我就挺能认错的，郎平不这样，她要是认为自己没错，死活不承认。她做事又特别认真，不管干什么，干了就一定要干好。我们俩小时候往相册上粘相角，挣零花钱，一大盒才给一角六，我们俩晚上偷偷地粘，不敢让我知道。我干活比较糙，郎平看我粘得不好，一个个都给挑了出来：你这不行！我说，一两个没粘好怕什么，那么多呢，谁还给你一个个检查？她不干，非让我返工，她自己就粘得特别认真。”
太认真，一丝不苟，郎平才“心累”。谈到郎平的“累”，格稳实的郎洪，神情便忧郁起来。“事情一多，你看她老心事重重的，跟她说话，她似听非听。只有打完比赛，她才高兴，去商店买这个、买那个，俏皮话也多了。”
郎平心累，还因为她对人对事太细致，无论打球、执教，无论做母、做妻子、做女儿，担当任何一个角，她都不肯粗糙，不肯将就，总想尽力做得完美、完善。但是再完善、再完美，也难以保证打球不输、感情不败。
打完亚特兰大奥运会，又拼了整整两年，本想，这次世界锦标赛打进前四，我真的可以告别球场，没想到，这个“别”，还没那么好告。可是，我的身，我的心理，还能不能继续支撑下去？打预赛就障碍重重，后面还有古巴队，还有俄罗斯队，还有巴西队，强队林立，还会出现怎样的险情？
软软地倚着栏杆，我突然感到一阵很无助的孤独，好像从山顶滚落到深深的峡谷，耸立四周的是悬崖、是峭壁，没有人知道我，没有人来拉我，我只能靠自己一步步地往上爬，我觉得浑身软弱无力，心跳、心慌。以前，这样的心跳、心慌，往往是在半夜里做梦突然醒来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在哪里？身边没有人，无依无靠，像在一座大山里，很冷，很空，心，没着没落的，仿佛迷失了，很可怕。这样的空白停留几分钟，意识才会苏醒。但这会儿的“空白感”分明不是梦，我很清醒，是醒着的孤独。面对这样残酷的事实，就像面对这夜茫茫的大海，无言无语，没有人能对我说点什么。
“铁榔头”从回的那天起，便是孤军奋战，她身后的那个家，像经历了地震摇晃后的房子垮塌了。对于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场“地震”，郎平精练地概括了她的想法：“我也不愿意走这一步，想了很久。我最看重的是心情，生活在一个家庭里，不能两方面都没有，物质上没有，精神上也没有，你会觉得很贫穷，任何人都不应该这样生活。”正因为郎平太重感情，所以，她才有理的决定。
有几天，从早到晚都在聊，不免会聊到家、婚姻、爱情，这是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个沉重的话题。郎平说着、说着，便不由得叹气。可以想象，这“话题”里有不少“荆棘”，触到了她心底最深的痛楚。但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理智，她不想更多地谈论感情生活中那些是是非非的往事，更不想涉猎别人，埋怨什么、指责什么。生活是一部历史。她只想接受“婚姻失败”的事实。
我回执教，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女排身上，我不愿意让大家对我的个人生活评头论足。对生活的这种结局，我自己已经很痛苦，对方也痛苦，我不能因为我是名人而让女儿的父也跟着被传媒说东道西，这会伤害我，也会伤害他，伤害他的家人。所以，这些年，有关我的生活问题，我没有接受任何一个记者的采访，我不想谈离婚的事，这会让我分心，我回来是带女排打球，不是来制造新闻写我、炒我，这一点，我很清醒，特别小心，我也不和内的朋友谈我离婚的事，再好的朋友也有朋友，一传十、十传百，根本没这个必要。我在家里都很少说我自己的事，我母很心疼我，我不想再给她增加压力和痛苦。当然，我给家里人说说，我自己宣泄了，轻松了，但老人没工作，整天会琢磨，我等于把痛苦转嫁给母了，我不能这样。
可郎平的生活问题仍有一些小报小刊把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拿来大做文章。一位76岁的老球迷用长者的关心给郎平写信，他说，他在《育天地》杂志上读到一篇题为“郎平：情感纠缠何时了？”的文章，“才得知你面临离婚的痛苦，作为一名超级老女排迷，我深表同情。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爱的郎平同志，不要悲伤，不要灰心，你是坚强的，好样的，相信你会理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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