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情问题，战胜自我……”
读到球迷写来这样的信，不知为什么，郎平会感到更深的无奈、更重的烦恼。
1999年年初，深圳举行“风云际会话当年”的老女排队员聚会，说好每个老队员都带上丈夫和孩子———这是老女排队员离开球场后最活生生的内容。
坐在台下，听老女排队员一个接一个数说他们的家庭、她们的幸福，袁伟民的爱人郑沪英有点坐不住了，她低下头，不敢正视站在台上的郎平，此时此刻她是什么心情？曾经，郎平也有过燕尔之乐的幸福：新婚那天，他们一起去西山放风筝，像两个大孩子一样地玩耍，着实让人羡慕。每次比赛归来，他去机场接她，两人坐在大巴士的最后一排“嘀嘀咕咕”悄悄话说一路，记者们想采访也不上话……但郎平不再回忆。今天的郎平独自站在队伍的末尾，别的老女排队员都是团团圆圆的景象，如果节目主持人走到郎平面前提问，她该怎样诉说她的家庭？女儿在美读书，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她不能飞来中参加母的聚会，除此以外，她无法再说什么了。但郎平的表情，一脸坦然。
我不是铁人、“女强人”，太痛苦的时候，我会关着门给我的美朋友打电话、写信，有时我会在电话里哭。我没有想到，感情的纠纷会让我感到这样痛苦难忍。年轻的时候很天真，一听父母叨叨说：“不要着急结婚成家，你现在很简单，不明白，这是终身大事，找不好要后悔一辈子！”那时候，我特烦听这样的说教，我心想，结婚还有什么难的，我世界冠军都拿了，什么样的苦没吃过，那种训练的苦，苦到残酷，我都不敢回忆，但我挺过来了，所以，我自以为，我在生活中肯定是个强者，能有什么问题克服不了？现在回想父母的话，还真是这样，我不是克服不了自己的问题，而是无法让对方……
[续郎平自传上一小节]按照你的意愿为人事，那种精神和观念的差异以及对生活不同的追求，不像物质的东西好解决。不过，我不后悔，毕竟爱过，也幸福过，只是，要把爱和幸福变成永久的事，太难了。这种“难”，让你束手无策、进退两难，有时真的很绝望。劳尔告诉我，她离婚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劳尔的前夫约翰，我很熟悉，他是个工作狂，爱排球爱得不得了，写有关排球的理论著作，每天写到半夜两三点，一早又接着写，叫他吃饭，如果有电话谈工作，他一谈四五十分钟，劳尔一个人也没情绪吃饭了，一到周末，两个人出去玩玩吧，约翰又出去讲课。约翰对人一腔热情，谁有困难，只要来个电话，他立刻开车去援助，他这样的，做朋友特别好，但不能做丈夫，中有句俗话：胳膊肘往外拐。所以，作为妻子，劳尔就觉得很不满足，她觉得家庭没乐趣，享受不到生活。现在，劳尔又结婚了，戴维是个建筑设计师，还带着两个孩子和劳尔一起生活，他很会生活，一下班就回家，劳尔做饭，他总在厨房里帮忙，晚上，他们和孩子一起休息、娱乐，周末，劳尔带队去比赛，他也陪着一块儿去，最近，他们又一起去夏威夷度假了，劳尔感到很幸福。
但我一开始并不理解劳尔，约翰人那么好，为什么离婚？现在我明白，婚姻的成与败，不是好与坏的冲突，也不是黑与白的反差。我们中人爱用一个“缘”字来一概而论，我对“缘”的理解，是这样一句成语：气味相投，是冥冥中的默契。
告别鹿儿岛。
第二天一早我们飞福冈打复赛。
在离开鹿儿岛的机场上，我看到韩队教练金炯实喜形于。当然，我很理解他的兴奋，这么多年被中队压着，好不容易有个出头的日子了。亚洲的三支强队，中队、日本队、韩队，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目标，要在亚洲做“老大”，所以，韩队赢了我们这场球，有一种终于浮出面喘口气的感觉，而且，中队给了她们这个机会，她们后面的球再好好发挥，有可能打进前四的，所以，她们便忍不住地喜出望外。一起去福冈的几支队伍，中韩两队，气氛是个鲜明的对比，韩队员们那个高兴啊，大声说笑，好像是故意笑给我们看的，韩队的教练也咧着嘴，笑容满面地在我面前走过来、走过去，一直到上飞机，金炯实还是不停地走来走去，一会儿跟这个队员说说，一会儿又跟那个队员说说，最后，他在我前面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我看他的脸部表情一直在美啊。而且，我们输给韩队后，际排联的一些官员也流露出幸灾乐祸的态度。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很刺激，我反复对自己说：就是要给中人争气啊！我也要求我的队员们：不许因为输球就低着头走路。输了就什么都不是，赢了就看不起人，就是小人之见，我们中人要有中人的志气和风度，胜不骄，败不馁。
到福冈的第一场球是中队和意大利队对阵。中队打得很好，3∶0很顺利地赢了意大利队。这是在输给韩队的一天之后，女排队员能够这样快地摆输球的影，恢复临战状态，这使郎平感到满意。意大利队的教练更有意思，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他：“你们今天这么快就输给了中队，你是什么感觉？”这位意大利队教练耸耸肩，对自己队伍的不良表现却幽默了一下：“今天和中队的比赛，我们意大利队是在打保龄球。”在场的有些记者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紧接着又解释道：“保龄球不是有一个个木头瓶子么，光站在那儿一个个地挨打。”记者们都笑了。意大利队教练的比喻很生动、很形象，在整个比赛中，他确实把他的12个队员统统都换上场打了一遍，还是没打好。
打完意大利队的第二天，就是中古之战。
几乎所有的人，对中队胜古巴队不抱希望，两队的实力毕竟悬殊，这是现实。
对中队而言，转机的唯一就是战胜古巴队。
有人悄悄地向我建议：你和古巴队教练关系很好，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们一下，预赛以来，古巴队只输给保加利亚队一局，这丝毫不妨碍她们什么。
我和古巴队的两位白人教练欧亨尼奥、安东尼奥的确有很多交往，他俩都是西班牙人。欧亨尼奥在古巴队执教三十多年，打完1996年奥运会，拿到了“五连冠”他才退役。安东尼奥从1968年起就是古巴队教练班子的成员，一直给欧亨尼奥当助教，也有30年的教龄了。安东尼奥笑起来慈眉善目，矮个子、大额头，一个挺有趣的男人，从表面看他比较懒散，老背个腰包晃晃悠悠，跟八佰伴世界明星队来中比赛，安东尼奥经常逛自由市场，什么都买，他的队员好像也都非常随意、自在。在八佰伴他是我的助教，负责技术分析，有一场球我们对日本队，安东尼奥把日本队的录像全部找来，把轮次、打法放给队员看。我感觉，古巴队的教练方法，和我们的基本相同，她们不仅在身材和身素质上有实力，在技术上也抓得比较细致，不像外表大大咧咧、无所谓的样子。安东尼奥被任命为古巴队主教练后，率领古巴女排进行环球热身赛，一年有九个月在外训练、比赛，这样也可以节约经费，古巴比较穷。安东尼奥每次见我，总是流露出疲倦的样子，会情不自禁地说：“我很想念我的太太，想念我的孩子们。”他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儿子13岁。我也问他：“你成年累月在外面工作，而且，你在家队都30年了，你是怎么过来的？”他说：“没有办法，为了生存，为了能挣到这些钱，我有三个孩子要抚养，如果我有钱，我也不愿意在外漂泊。”古巴女排在古巴影响很大，能在古巴女排工作，他们也认为是光荣，工资比较高，待遇也比较好。古巴是社会主义家，有不少东西和我们比较相像，在每一次赛前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古巴队教练的发言比较谨慎、谦虚，但他们又很自信。安东尼奥在场上的风度，我也比较欣赏，他不大喊大叫，不到特别危急的时候，他不轻易叫暂停。他也有紧张的时候，一紧张，他爱晃，翘着二郎，晃晃晃，实在没辙的时候，他两条又放平，身往前探，胳膊支在膝盖上，一耸肩，做个很无奈的动作，尤其在关键球的理上，古巴队员容易急躁，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失误，安东尼奥会表示遗憾，但从不流露着急的神情，比较潇洒。
他对我们中队了解得很细，我们的弱点他们抓得很准，显然，他们对我们做了很多研究。同样，他安东尼奥手里的几个老队员什么时候会换上场，用什么办法对付我们，习惯用什么样的战术，在哪一个位置攻击得比较多，我心里也很清楚……
[续郎平自传上一小节]。在赛场，我们确实是“敌对双方”，互相知己知彼，但在比赛之余，我们是朋友，是很好的朋友，安东尼奥告诉我，他家里种了很多香蕉，还会自己酿酒，每次打世界大赛我们见面，他都会带一瓶他家自己酿的红葡萄酒送我，这酒非常好喝，他还把他家里的电话、地址抄给我，邀请我去古巴玩，他说：“我们古巴有绮丽的风景和优美的海岸线。”从他的语气里我能听出，这个西班牙人已经在古巴深深地扎根了。
世界排坛是个战场，也是个家庭，作战有规则，而这个“大家庭”更要有家风、有家规。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都不会接受这个建议，让，就是掺假。打不好，我承担责任。好汉做事好汉当。
尽管，这是好心，但至少不是个好的建议。我对提建议的朋友说：“谢谢你谅我的境，可我的脾气你也知道，我不可能只是为一块奖牌去做丧失我人格的事，这好比在战场上打不过人家，去向人家求饶，我怎么可能张口去说这样丢脸的话？要输，也要输出个人样，我哪怕牺牲了，也不能跪在那里死，也得昂首挺地站在那里。”
我刚进家队的时候，听老队员张蓉芳、曹慧英、杨希她们讲过这样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1977年打世界杯的时候，由于日本队稳获世界冠军，她们就让给韩队一局，这样算小分，韩队就比中队多一局球，韩队获得第三名，得铜牌，中队是第四，而前三名的球队站在领奖台上，得第四名的中队站在下面，人家发奖的时候，站在下面的队员还得拿着黄手绢使劲挥舞。这件事，对老女排的队员刺激很大，她们觉得不公平，一是裁判不公，二是利用队与队的关系搞猫腻。由此，也激发了中队要奋发图强，自己强大了，就不用担心人家让不让的了。
中古赛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外记者问道：“你们中队又输给了古巴队，郎平小，请问，你认为中队还有没有进入四强的可能？”郎平很平静地回答：“按正常情况，希望比较渺茫了。”
输了球，朋好友们都为我担忧，却无法分担我内心的痛苦。心好像在收缩，变成又紧又硬的一小团，但是，我脑子很清醒：必须面对现实，而且，只有独自地面对，独自地把握自己，这样的时候，谁也帮不了你，谁也无法左右你！
这种“独自面对”“独自把握”的感觉，有点悲壮。
我想到了当年离开中女排冠军队伍时的情景。
那是1986年打完世界锦标赛，我要正式退役了，要从“世界冠军”的高走下来。
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高上。我先去北师大学英语，半年后，有个机会，美旧金山华侨建立了“新中教育基金会”，我作为享受这个基金会所提供奖学金的第一个留学生，算公派自费去美留学，为期两年，为我做经济担保的是生活在洛杉矶的一个华裔，她叫何吉，是台湾人，但在美长大。认识何吉是1984年，我们去美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中女排拿了冠军，洛杉矶的华人为我们举行庆功会，我和何吉坐一桌，何吉自我介绍说她和她先生都是球迷，喜欢中女排，她让我叫她何，她待人很。以后，我们常有信件往来，过年过节互相问个好。听说我想去美留学，何愿意为我担保：这很简单，毫无问题。后来，去美领事馆办签证，那些官员都认出我了，还对我说：“很遗憾，我们美队输给你们了。”这些官员挺有意思，他们还问我，为什么办自费公派的签证？他们可以给我没有政府行为的签证，这样，我在美就可以合理地打工挣学费。但那个时候，我想法很单纯，我要遵守纪律，我和单位说好算公派，我不能擅自更改。可是，当我们到了美，我才会到，拿公派自费的签证，生活有多难，因为不能工作，经济没有来源，而出时，我们身边仅有几百美元。那时刚结婚，办婚事花了一些钱，然后，把所有积蓄的存款都换成美元，所谓“全部存款”也就是三四百美元。走的时候，家里的东西原封不动，我只想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中女排这些年，打了“五连冠”，得到很多的荣誉，邮票、首日封，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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